“乾哉大元”，据说元世祖忽必烈当时就因看到了中的这句话而将自己建立的政权定名为“元”的，如果这属实的话，则说明了忽必烈在重视接受汉族文化的同时，他本人也很迷信，“君权神授”的思想成为历代帝王最乐于接受的命题之一。然而以后的历史告诉我们，“大元”并没有象忽必烈事先设计的那样“与天同寿”，11帝97年的中原统治，使后人毫不犹豫地将其归入“短命王朝”行列。但是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大元”在它短暂的97年生命历程中给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此想就这点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一）政治上：
1、元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长达360余年的几个政权分立和割据的局面，出现了空前的统一。这种大统一局面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基本上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版图，而且疆域之大，也是以前历朝不可比拟的，也为它以后五、六百年的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石。
据《元史地理志》载，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历来由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统治的一些地区，也正式划入了元朝版图。正所谓“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
随着吐蕃诸部归附元朝，西藏地区就正式成为我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元政府在此设立了宣政院，管理宗教事务，自此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开始确立。也是在元朝，政府在台湾地区设置了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与台湾。这是中国政府在台湾正式建立的行政权力机构。所有这些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都是极为巨大的。
2、为加强中央集权，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总理全国行政事务之同时，在地方推行了行省制，统管地方军事、行政、财政事务。当时全国共分设了11个行省。其中包括了唐时所谓的“羁縻之州”。行省制度是元朝的一个创举，是对秦汉以来郡县制的发展,对后代行政区划影响很大,这一制度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上得到了保证,是我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
（二）经济上：
元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促使国内经济的发展。元代的农业生产从总的来说，不是倒退，而是有所前进，但各地区的发展却并不平衡。
由于蒙古贵族在西征，攻金和灭宋战争中，俘虏了大批工匠，都集中到官营手工业局、院。元朝统一全国以后，手工业局、院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规模较大，分工很细，能工巧匠多，故而生产有了发展。手工业空前发达，其规模和产量远在宋、金之上。总之，元代的工商业保持着相当发展的趋势，在中国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均超过前代。
（三）民族关系上：
元朝的大统一为国内各民族的联系与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的中国由各民族间的相互厮杀的战场变成了一个民族的大熔炉，因此在元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又一个新高峰。
历史
汉族与少数民族长期杂处，互通婚姻，实现融合。进入中原的契丹人、女真人以及其他多种色目人，与汉人逐渐融为一体，蒙古人也逐渐汉化。
元朝又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我国的“回族”便开始形成于此时。蒙古汗国西征后，中亚和西亚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人士大批来到中国，他们被称为“回族”，为色目人种之一。
在元代，他们受汉文化的深刻影响，明显汉化，但他们保持着信奉伊期兰教和一些独特的生活习惯，后来逐渐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即：“回族”。
（四）交通及对外联系上：
元朝的交通十分发达。不仅陆路有完备的驿传制度，四通八达，（这种制度对国外诸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俄罗斯，沿用了数百年之久）而且注意发展漕运和海运。
元朝灭南宋后，为了南粮北运，开辟了南北海运线。海运线自长江口的刘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东行，由成山转西至刘家岛、登州，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口到直沽。这条海运线成为元朝南粮北运的主要航道。
隋时开凿的大运河在宋、金时已不畅通，于是元世祖决定对运河进行疏浚与整修。分别开挖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自此元代运河航线不必绕道洛阳，全程缩短了９００余公里。对于加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和巩固国家的统一发挥了巨大作用。
有元一代是对外开放的时代，进入了中国中外交通，经济文化大交流的活跃期。陆路通波斯、叙利亚、斡罗思和欧洲其它国家。海路通日本、朝鲜、东南亚、印度、波斯湾，以至非洲各地。泉州、广州、明州成为当时三大对外贸易港口。各国旅行家在元代交往频繁。马可波罗的《行记》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及亚洲知识的重要来源，对欧洲人编制地图和哥伦布等人的远航产生了很大影响。元朝时，中国的印刷术、火药等技术发明，先后辗转传入西欧，中医学及纸纱制度传入了中亚。元代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五）文化上：
元代在继承前代文化的基础上，由于国际文化的大交流，它大统一为文化发达提供保障。经济发展为文人安心从事文化活动提供条件。“兼容并包”的相对自由、宽松的学术空气促成了元代文化的繁荣与进步。元文化成了我国封建文化继汉唐以来的第三个文化高峰。
当然，我们在肯定元代对中国历史作出贡献的同时，始终不能忘却，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的征服，必然会对农业民族造成许多不利的影响，对封建经济起到一定的破坏作用。
（一）政治上：
蒙古军队在统一战争中，即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控制被征服民族。元建国之初为削弱各族人民的反抗，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采取了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将全国人分为四等，分别在政治、经济、法律、科举等方面区别对待，构成了人为的民族等级。以致造成民族、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做法，成为元帝国短命的重要因素，社会正常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二）经济上：
蒙古族在经济发展中的落后因素造成了元帝国生产关系某些方面的落后。如；蒙古军队在统一战争中，在已占领的土地上，退耕还牧，造成了农业生产的极大破坏．元朝建立后，又在农业、手工业生产中大量奴役驱口进行劳动。这种奴隶制的残余形态与中原长期以来的封建生产关系是格格不入的。然而它竟一直与元帝国相始终，最终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再如：元代官办手工业中实行工匠和匠户制度。重新加强了对手工工匠的人身依附关系，致使官办手工业各部门生产效率极低且质量差。
（三）文化上：
元朝虽然最先把程朱理学规定为考试取士的标准。对明、清两代科举制有重大影响。但是元朝本身对科举并不重视。有例为证：有元一代，共开科16次，取士人数仅占文官总数的4%。科举制可谓跌入了历史的最低深渊，这对文官的素质和社会风气都产生了不利影响。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之说。因此元时大批文人受歧视，有的甚至被下放，社会地位极低，以致于不少文人才士隐匿山林。
以上对元朝的历史地位作了一个简要剖析，不免有失当和片面之处，还望得到指正。
“乾哉大元”，据说元世祖忽必烈当时就因看到了中的这句话而将自己建立的政权定名为“元”的，如果这属实的话，则说明了忽必烈在重视接受汉族文化的同时，他本人也很迷信，“君权神授”的思想成为历代帝王最乐于接受的命题之一。然而以后的历史告诉我们，“大元”并没有象忽必烈事先设计的那样“与天同寿”，11帝97年的中原统治，使后人毫不犹豫地将其归入“短命王朝”行列。但是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大元”在它短暂的97年生命历程中给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此想就这点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一）政治上：
1、元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长达360余年的几个政权分立和割据的局面，出现了空前的统一。这种大统一局面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基本上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版图，而且疆域之大，也是以前历朝不可比拟的，也为它以后五、六百年的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石。
据《元史地理志》载，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历来由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统治的一些地区，也正式划入了元朝版图。正所谓“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
随着吐蕃诸部归附元朝，西藏地区就正式成为我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元政府在此设立了宣政院，管理宗教事务，自此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开始确立。也是在元朝，政府在台湾地区设置了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与台湾。这是中国政府在台湾正式建立的行政权力机构。所有这些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都是极为巨大的。
2、为加强中央集权，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总理全国行政事务之同时，在地方推行了行省制，统管地方军事、行政、财政事务。当时全国共分设了11个行省。其中包括了唐时所谓的“羁縻之州”。行省制度是元朝的一个创举，是对秦汉以来郡县制的发展,对后代行政区划影响很大,这一制度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上得到了保证,是我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
（二）经济上：
元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促使国内经济的发展。元代的农业生产从总的来说，不是倒退，而是有所前进，但各地区的发展却并不平衡。
由于蒙古贵族在西征，攻金和灭宋战争中，俘虏了大批工匠，都集中到官营手工业局、院。元朝统一全国以后，手工业局、院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规模较大，分工很细，能工巧匠多，故而生产有了发展。手工业空前发达，其规模和产量远在宋、金之上。总之，元代的工商业保持着相当发展的趋势，在中国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均超过前代。
（三）民族关系上：
元朝的大统一为国内各民族的联系与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的中国由各民族间的相互厮杀的战场变成了一个民族的大熔炉，因此在元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又一个新高峰。 历史
汉族与少数民族长期杂处，互通婚姻，实现融合。进入中原的契丹人、女真人以及其他多种色目人，与汉人逐渐融为一体，蒙古人也逐渐汉化。
元朝又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我国的“回族”便开始形成于此时。蒙古汗国西征后，中亚和西亚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人士大批来到中国，他们被称为“回族”，为色目人种之一。
在元代，他们受汉文化的深刻影响，明显汉化，但他们保持着信奉伊期兰教和一些独特的生活习惯，后来逐渐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即：“回族”。
（四）交通及对外联系上：
元朝的交通十分发达。不仅陆路有完备的驿传制度，四通八达，（这种制度对国外诸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俄罗斯，沿用了数百年之久）而且注意发展漕运和海运。
元朝灭南宋后，为了南粮北运，开辟了南北海运线。海运线自长江口的刘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东行，由成山转西至刘家岛、登州，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口到直沽。这条海运线成为元朝南粮北运的主要航道。
隋时开凿的大运河在宋、金时已不畅通，于是元世祖决定对运河进行疏浚与整修。分别开挖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自此元代运河航线不必绕道洛阳，全程缩短了９００余公里。对于加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和巩固国家的统一发挥了巨大作用。
有元一代是对外开放的时代，进入了中国中外交通，经济文化大交流的活跃期。陆路通波斯、叙利亚、斡罗思和欧洲其它国家。海路通日本、朝鲜、东南亚、印度、波斯湾，以至非洲各地。泉州、广州、明州成为当时三大对外贸易港口。各国旅行家在元代交往频繁。马可波罗的《行记》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及亚洲知识的重要来源，对欧洲人编制地图和哥伦布等人的远航产生了很大影响。元朝时，中国的印刷术、火药等技术发明，先后辗转传入西欧，中医学及纸纱制度传入了中亚。元代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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