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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为何喜欢复仇故事?

编辑: 路逍遥 关键词: 历史故事 来源: 记忆方法网

  中国讲报恩多于复仇,司马迁《刺客列传》的主旨是报恩而不是复仇,譬如荆轲刺秦王,乃是士为知己者死,并不是出于本人的深仇大恨。中国总觉着自古有恩于日本,日本却不以为然,这两个民族恐怕就难以想到一块儿去。

  日本人喜好复仇故事。复仇,一听就诱人,更是武士小说的传统主题,远胜过爱情。

  井上厦是一位小说家、剧作家、日本笔会会长,卒于2010年。他曾说过:复仇,这种故事类型在世界上普遍存在,但日本人尤为偏爱。他自己就写过复仇的戏剧,长篇小说《吉里吉里人》也是写复仇幻想。更早些的菊池宽(小说家、出版人)迎合大众的喜闻乐见,擅长写复仇小说,如《复仇禁令》《恩仇彼方》《复仇三态》。当代小说也常以复仇为题材,例如垣根凉介的长篇小说《野魂》。

  复仇,日语通常叫“仇讨”或“敌讨”,这是要杀人的,一命抵一命。不杀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充其量是报复罢。

  日本历史上复仇事迹多,报恩故事少。民间传说有龟报恩、鹤报恩,然而人总是不守信,总是要窥见,结果就不欢而散。人不能像其他动物那样独自活,便蒙受太多的恩惠,父母养育之恩,师恩友恩,以及莫须有的比山高比海深的恩。

  中国讲报恩多于复仇,司马迁《刺客列传》的主旨是报恩而不是复仇,譬如荆轲刺秦王,乃是士为知己者死,并不是出于本人的深仇大恨。中国总觉着自古有恩于日本,日本却不以为然,这两个民族恐怕就难以想到一块儿去。

  大唐年间,张审素受贿事发,杨万顷处理,审素受死,家属徙边。开元二十二年(734),审素之子张?遇赦回京,尚未成年,和弟弟张?一起刺杀杨万顷。皇帝李隆基嘉其孝心,不予法办,但司法部门不同意,坚持执法。张?被处死,有人诔之曰:“冒法复仇,信难逃于刑典;忘身徇孝,诚有契于礼经。”

  就是这一年,一个叫井真成的日本留学生死在长安,皇上哀之。前一年(733),日本第十次遣使来唐,留唐十八年的玄?和吉备真备随船回国,说不定张氏兄弟复仇的故事也传到日本。复仇冒法与徇孝忘身是复仇的千古矛盾。复仇带有一个情字,很容易打动人心,况且人们也借以发泄对恶势力及当权者的怨恨,这正是武士小说有读者市场的根由。

  复仇或许是人类具有了血族意识以后所形成的本能,而作为伦理思想,日本的复仇思想也可溯源于中国,即《礼记》有云:父仇不共戴天。江户时代更崇尚朱子学,何止于父,君父之仇不共戴天。

  强盗变武士道

  1603年德川家康受封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东京)开设幕府,独霸天下,自此至1867年第十五代将军把大政奉还天皇家,长达二百六十年,史称江户时代。所谓“时代小说”,大都以这一时代为舞台,且译作武士小说。

  江户时代人分四等,士农工商,士(武士)是领导阶级,即便写市井,也少不了武士登场。武士有一个特权,他们才可以腰间插两把刀,一大一小,就叫作“大小”,有特权也有义务,那就是用刀警备。天下太平,武士不再是诸侯争天下岁月的战士,平常日子里行使武力,无非三样:斗殴、滥杀、复仇。打架斗殴是勇敢的象征,遇事不敢上前是懦夫。着火和打架就成了江户两朵花。

  庶民(农工商)言行无礼,有所冒犯,武士可拔刀砍杀,以示领导阶级的地位及名誉是不容侵犯的,并借以保持身为武士的胆气。家康百条遗训有这样的训诫:登记在案,可如愿为父母复仇,但不许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只许子报父仇、弟报兄仇,不许反过来。因受辱而自杀,不可为之雪恨。

  复仇成风,幕府认可复仇,大概也意在把复仇限制在最小范围内。幕府派在京都管理朝廷事务的官员板仓重宗曾指令:可以在京都内外为父报仇,但宫廷禁地附近及神社、寺院之内不可。所谓家康遗训出现于江户时代初期,真假莫辨,而板仓重宗的这条指令是唯一现存的有关复仇制度化条文。

  日本历史上有两个统治者成功地利用汉文改造了日本人的思想,即圣德太子和德川家康。德川家康并不爱学习,但他知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执掌国柄后重用藤原惺窝、林罗山等儒学家,把注重大义名分的朱子学独尊为官学。

  武士本来是杀人越货的强盗,也鼓励他们学习、修养,把自己改造成“士大夫阶级”,渐渐产生了武士的伦理道德“武士道”。说话、着装、发型乃至酒的喝法都有一定之规,必须经常保持武士的矜持。谚语有云,武士饿着肚子叼牙签,此之谓也。战争年代的问题是如何活下来,而和平时代,人生的问题不是生,而是死。因和平而难得一死,为维护名誉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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