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社会和良善的政治永远是人类社会向往的理想之境。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想了这样一种人，“天赋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这样的人才能从事哲学的学习。他们“把握永恒不变的事物”，“不会被事物的多样性搞得迷失了方向”。只有这样的人，人们才肯把国家托付给他们。(柏拉图《理想国》第六卷)这种理想中的哲学家与统治者二位一体式的人物被称为“哲人王”，成为古希腊留给西方政治文化的道德遗产。在西方历史上，能达到这个标准的人凤毛麟角，因此“哲人王”也成为人们遥远而虚幻的美好愿望。然而人们发现在遥远的东方，清朝似乎存在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

　　17世纪起，大航海打通了欧洲通往亚洲的航线，一波又一波传教士从海路来到中国，形成一场规模浩大的西学东渐运动。从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西方传教士的“业绩”来看，众多上层士大夫、皇帝的后宫成员对天主教表现出的关注和热衷，给予传教士们以巨大的鼓励。众多耶稣会士通过书信和著作将中国介绍给欧洲社会，在西方掀起了地理大发现以后又一个了解中国的高潮。为了争取皇家和财团的支持，耶稣会士所介绍的多是他们观察到的中国好的一面，甚至寄希望于中国皇帝的皈依。在耶稣会士的笔下，中国是地球上治理最好的土地。热爱文学和哲学的皇帝是权力的中心，通过一套有效的文官制度来管理帝国行政。皇帝谦逊温和，耐心地与大臣们讨论深奥的哲学问题和现实决策。“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奖励美德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能使入侵者采用他们法律的国家”(伏尔泰语)。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与中国清朝康熙皇帝同一时期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两次派遣传教团前往中国。仅康熙一朝，来自法国的耶稣会士就达到五十多位。其中，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抵达中国的洪若翰、白晋、李明、张诚、刘应五人，是太阳王路易十四专门派遣的。当时按照天主教会的规定，东方传教权归于海上强国葡萄牙，所以路易十四以“国王数学家”的名义将他们派出。其中白晋和张诚被留在康熙身边教授几何学和医药学，对康熙影响最大，也最受康熙信任和倚重。十年后(1697年)，白晋奉康熙旨意归国，希望路易十四能够派遣更多具有科学素养的传教士来华。回国后，白晋将来华经历写成近十万字的报告呈递给路易十四，后来以《康熙帝传》为名出版。第二年(1698年)白晋搭乘昂菲特里特号商船回到中国，此次随同前来的传教士巴多明奉康熙之命以满文编成一套西方解剖学著作，名为《钦定骼体全录》。这是一部反映法兰西科学院最新解剖学知识的医学著作。五位“国王数学家”中的另外三人中，洪若翰曾用奎宁治愈康熙的疾病，刘应擅长语文，李明熟悉天体和地理知识，都曾获得较高成就。

　　白晋在向路易十四呈递的报告中全面介绍了康熙皇帝及其对国家的统治。他说康熙“深信君主的威信和真正伟大应当较少地借助于外在的豪华，而更多的是在于他道德的光辉”。清朝的国库虽然堆满了金银财宝，但康熙本人却过着简朴的生活。在干旱之年，他深居简出，除了祈雨之外不参加其他活动。他熟悉历代诗词，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喜欢阅读经典，不仅对中国的科学，而且对欧洲的科学知识也有着强烈的学习欲望。康熙甚至喜欢西方哲学，他所用的满文哲学教材是法兰西院士杜阿梅的《古今哲学》。一句话：“如果他在宗教问题上也能荣幸地像您，那么他就与您完全一样，成为曾经统治过人世的完美无缺的君王之一了。”(白晋《康熙帝传》)

　　早期耶稣会士出于特定的目的，将东方社会描绘为文明、富饶的乐土，将他们接触到的帝王描写为学识、道德近乎完美的哲人，几乎成为柏拉图所说的哲人王。将中国皇帝比作哲人王，从最早进入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开始了。他说：“虽然不能说中国哲学家就是国王，但可以说国王是受哲学家牵制。”(利玛窦：《中国传教史》)路易十四派出的传教团的报告，将康熙塑造成一个完美君主的典型，不但在宫廷，在文化界也引起巨大反响。伏尔泰在其《风俗论》中根据这些传闻描绘了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认为康熙“英明出众”，饱学经典，“传教士赞美他是位完美的君王”。伏尔泰是柏拉图的拥趸，他也重申“当国王是哲学家或哲学家作国王时，人民是幸福的”。由于传教士对康熙的赞美不能超过对路易十四的赞美，所以他们无法直接说康熙就是哲人王，但是康熙“哲人王”的形象已在法国上流社会中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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