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以行钞为主，相传元世祖忽必烈建都上都城后，曾想仿效宋朝以铜钱为主要流通货币，但有大臣劝阻道：“铜钱乃华夏阳明政权之用，我们起于北方草原地区，属于幽阴之地，不能和华夏阳明之区相比，我国适用纸币。”忽必烈认为有理，便决定用纸钞而不用铜钱了。
1、中统元宝交钞
元朝币制的最大特点是长期、广泛、大量地发行和流通纸币。
元朝版图辽阔，横贯欧亚，由于纸币本身轻便，携之可“北逾阳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这使当时的欧洲人觉得不可思义，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写道：“纸币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着生命危险拒绝支付使用，……用这些纸币，可以买卖任何东西。同样可以持纸币换取金条。”他还惊奇地说：“可以确凿断言，大汗对财富的支配权，比任何君主都来得广泛。”
元朝纸币的形状为长方形，一般长25-26厘米，宽16-18厘米，版面的四周是花边。上方从右到左印有“××通行宝钞”，正中为数额，有一贯、贰贯、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不等。下方印有印钞的单位，职官名称，发行年、月、日及伪造者处死等警告语。
元朝的纸币流通主要经历了中统钞、至元钞、至正钞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中币值最稳定的是中统钞，流通时间最长的是至元钞，前后超过了36年。而发行量最多、贬值最严重的是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时开始流通的至正钞。这种新钞一贯权铜钱1000枚，是以前的至元钞的二倍。过去的交钞或以丝为本，或以金银为本，而这种至正交钞是以纸为母（本），铜钱为子，本末倒置，同时发行“至正之宝”铜钱，来配合发行纸钞，让铜钱来代表纸钞。目的是印制交钞，以虚代实。大量印刷交钞的结果是使物价上涨10余倍，人民不愿使用，以至于有人用纸币糊墙铺地者，交钞最后形同废纸。元朝政(蟹)府自始至终是以政(蟹)府强制手段发行不兑换纸币为基本货币制度的。元朝的纸币制度即是我国自宋金以来纸币制度的沿续，也是纸币制度的发展，且制定了《至元宝钞通行条例》，其中详细规定了纸币的制作、发行、流通以及伪造的处理方法。例如伪造纸币是以伪造纸币的数量、规模来定罪轻重的。从受刑时间、罚没财产数量直至死刑都有明细规定，这些都使元朝的纸币制度走向了成熟和完善，对我国古代纸币制度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2、至正之宝（权钞钱）
元朝虽以行钞为主，但也铸钱，史书多有失载。
在早期蒙古国时期的“大朝通宝”，有铜银两种。到元世祖忽必烈时，在中统年间（南宋景定元年至四年，公元1260-1263年）铸行了“中统元宝”，钱文为汉文篆书、楷书两体，是小平钱。但此钱不符合对钱的要求，因为篆书为旋读，楷书为顺（直）读。篆楷皆背无文，但楷书有背四星的，极罕见。
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时铸有“至元通宝”。传世有两种，一种为汉文楷书小平钱，另一种为八思巴文，俗称蒙文，大小似折二钱。元成宗在元贞年间（公元1295-1297年）铸有“元贞通宝”小平钱，“元贞元宝”折二钱，皆汉文楷书；又有八思巴文“元贞通宝”，似折三钱；大德年间（公元1297-1307年）有“大德通宝”，有汉文楷书钱、八思巴文钱两种，汉文楷书钱有小平、折二、折三等，八思巴文钱只有大钱，大小在折二、折三之间。
元武宗在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曾铸有两种钱，一种为“至大通宝”汉文楷书小平钱；另一种为“大元通宝”，用八思巴文，为当十大钱。当时山东、河东、辽阳等地都设有泉货监铸钱，所以至大通宝钱传世较多。此外，另有两种大元通宝钱，一种为小平钱，背无文，另一种为大钱，正面“大、通、宝”三个字为瘦金体，是仿北宋徽宗大观钱的字体所铸，但“元”字则极拙劣，这种写法为元人所特有。至大以后，各朝年号也都有铸钱，元仁宗铸有“皇庆元宝”汉文楷书小平钱，还有“延?元宝”、“延?通宝”、“延?贞宝”；元英宗铸有“至治元宝”、“至治通宝”等钱，又有一大钱面文由三个少数民族文字组成，分别为八思巴文、察合台文、西夏文，四个字由三种文字组成的“至治通宝”极少见。元泰帝铸有“泰定元宝”、“泰定通宝”以及“泰定元年”等钱；致和元年铸有“致和元宝”。元文宗铸“天历元宝”、“至顺元宝”、“至顺通宝”，又铸有至顺壬申钱，背有“太已”“护圣”等字。元顺帝则铸有“元统元宝”小钱、“至元通宝”、“至元元宝”。
至元七年铸有至元七年钱。以上背文中“太已”、“护圣”和钱文年号为年数的是供养钱。此外为了恢复纸币的信用，元顺帝铸行了“权钞钱”，以钱权钞，面文为“至正之宝”，钱文为楷书，顺读，钱背穿上有“吉”字（系江西吉安道监制），背穿右“权钱”二字作当银钞，穿左记币值，分别有伍分、壹钱、壹钱五分、贰钱伍分、伍钱共五种，直径依次为42、50、60、70、80毫米。权钞钱面值均比纸币小，如伍钱仅值银半两。至正十年时铸行“至正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及当十共五种，面文皆为楷书，钱文顺读，其背文有四种：一为背穿上八思巴文“地支”，小平、折二、折三背文有“寅”字；二为背穿上穿下八思巴文“三”字和穿下汉字楷书“三”字；三为背穿上八思巴文“戌、亥”字和穿下汉字楷书“三”字；三为背穿上八思巴文“戌、亥”字，穿下汉字楷书“十”字上着星文。以上元朝各钱除“至正通宝”部分铜钱和至大通宝钱较多外，甚余皆罕见。
元朝铸钱无论从数量、形制还是制作工艺上都不及两宋，数量上少，形制也不统一，大小、折当、宝文、钱文结构不定，比较随便，除至正之宝权钞钱、至正通宝中有几种背文记值外，其余钱背文无记值。在制作工艺上除顺帝至元钱铜钱制做较精良，钱文较精美外，其它各钱制作一般，这大概是以行钞为主、铜钱次之所造成的。
元初时，由于军事掠夺和租税榨取以及强制流通纸币，国家集中了大量的金银财物。但是自元世祖忽必烈以后的皇帝都是“败家子”，他们骄奢淫逸，挥金如土，国家财政日渐不足，自元英宗以后的天子们更是变本加厉，贪财好色，挥霍无度，后来皇帝们甚至以卖官职来维持他们荒淫无道的生活。皇帝带头干，底下的臣子们就更加肆无忌惮，愈发猖狂了。当时的官场如市场，明码标价，公开买卖，伸手要钱，名目繁多，见面要“拜见钱”，过生日要“生日钱”，逢年过节要“追节钱”，补得好职位叫“好窝窟”，连没事白要曰“撒花钱”等等。连当年威震欧亚大陆的蒙古军队也都整日花天酒地，夜夜笙歌了。元朝中晚期的官场真是腐败到了极点。
官场上的人敛财有花样，寺院里的僧侣们也有手段，他们巧用“供养钱”来掠夺财物。“供养钱”也称“寺庙钱”、“供佛钱”，是寺庙里专门用来放在佛像前供奉的钱币，不是流通货币。但是，元朝的供养钱有别于其它朝代。由于元朝的喇嘛僧位为职官，且贪得无厌，经常以供养钱的名义勒索香客，于是乎供养钱就成了不是货币的货币了。
《元史·释老传》中载道：“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忽必烈尊喇嘛八思巴为国师，此后也有十余人成为帝师。传说当时有个僧人叫龚柯的率众僧与王妃争道，竟猖狂到从车上把王妃拉下来痛打一顿，并有犯上之语，然而皇帝知道后也不做理论。由此可见元朝僧侣的地位之高，权势之大。元朝的寺院不光香火鼎盛，而且铸钱的炉火熊熊燃烧，热闹非凡，每个寺庙都有自己的铸钱炉，和尚们殿前顶礼膜拜，殿后燃火铸钱，好不忙碌。寺院里的自铸钱当然比不上国家正规钱监出的钱，所以元朝传世的供养钱大都铸作粗糙，文字草率，且比一般铜钱小。但传世不多，皆较罕见。
元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元顺帝妥欢贴睦尔是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几经劫难才登上帝位的。他性情残暴，又荒淫无道，曾诛杀大臣500余人，且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滥印纸钞，此外还强征汴梁、大名等地民夫十五万人，在两万军队的监督下开掘黄河水道。民间流传着一首《醉太平小令》：“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若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这首小令道出了人民对当时“开河、变钞”的愤恨和不满。元未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就是“开河变钞”，主要原因是元顺帝荒淫无道的统治，王室的纷争，权臣误国，而根本原因在于元朝统治者的种族歧视政策，人为地把臣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敌视和欺压汉人和南人，激起民变。甚至最后有元朝大臣疯狂地提出要把汉人中的“张、王、赵、李、刘”等大姓人杀光的想法。正是在上述的这些原因下，最终爆发了农民起义。“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公元1351年在黄河工地上服役的农民头裹红巾，爆发了红军巾大起义。起义军在韩山童、刘福通的带领下，所向披靡，很快就占领了黄河、长江流域等地区，其它各地方也纷纷响应，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反抗。
起义军在与元朝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还进行了经济斗争。起义军所铸的钱币有很多都流传下来了，这些钱币大都铸造精美，铜质优良，钱体厚重，书法水平较高。在元朝以纸币为主要流通手段的情况下，起义军钱币在流通中肯定是要受到欢迎的，因而能够在经济斗争中起到压倒对方的作用。元末的各支重要起义军，都铸有自己的钱币，分别为韩林儿龙风政权的“龙风通宝”，徐寿辉政权的“太平通宝”、“天启通宝”、“天定通宝”，陈友谅政权的“大义通宝”，张士诚政权的“天佑通宝”，以及朱元璋政权的“大中通宝”。其中徐寿辉的“天启通宝”被称为“徐天启”，它同明朝天启年所铸的“明天启”是两种钱币，各其有特点。
3、天佑通宝
“天佑通宝”是由元未农民起军领袖之一的张士诚所建立的政权所铸。
张士诚，江苏省泰州人，是元末义军首领，但也是割据势力的头目。早年贩盐为生，在泰州滨海有盐场，他曾是盐船上的船工，也兼作盐贩。元末时期，盐民生活困苦。张士诚也受到富家欺凌，于是在元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率盐民起义，杀富豪，焚官舍，以后聚众达数万人。曾一度被元朝派人招安，受封为太尉，他利用与元的关系，称霸一方。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派兵攻打红巾军，杀害了其领袖刘福通，向元朝请授王爵遭到拒绝后，又起兵反元，破泰州、兴化、高邮，建立了政权，自称为诚王，国号为大周，年号天?，建都高邮。元朝派丞相脱脱集合大军，进攻高邮，张士诚被困了三个月。但因元朝内部斗争，脱脱被罢职，群龙无首，手下军队纷纷离散，张士诚才转败为胜。高邮之战，张士诚虽损兵折将，但他还能以几千人马进攻常熟，接着又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平江（今苏州），附近元兵都纷纷来归降。张士诚进驻平江后，以承天寺为宫室，设立省院、六部、百司，任命大臣，大周政权初具规模。但在后来与朱元璋争霸时，最终不敌，平江被破，他本人也被俘，最后竟自缢而亡。
“天佑通宝”据说是张士诚率部攻下平江城后用承天寺的铜佛铸成的。张士诚的年号，也是受了承天寺的“承天”二字启发而采用的。张士诚铸行的“天佑通宝”沿用了当时的至正钱的形制，边廓齐整，面文楷书，背文用篆书。篆文有“一”、“贰”、“叁”、“五”等记值字样，钱分小平、折二、折三、折五等。天佑通宝铜钱发红，可能跟用铜佛所铸有关。天佑通宝钱本身发行就少，再加上朱元璋的搜缴销毁，所以传世不多，尤其是背穿上有“贰”字者就更难见了，属极罕见品。
我国历史上帝王年号作“天?”者还有一个人，是唐朝末期唐昭宗李晔，他的最后一个年号就是“天佑”。李晔的年号“右”字左偏旁是“衤”，而不是“亻”，所以有人在鉴定古币时不够细心，把“天佑通宝”当成了唐代钱币，这是错误的。
元朝末年，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广大人民不堪忍受残酷的剥削压迫，纷纷揭竿而起。颖州（今安徽阜阳）人刘福通、韩山童率红巾军起义。韩山童不幸被捕，惨遭杀害，但起义军在刘福通的带领下很快发展到了十余万人。后来刘福通奉韩山童之子韩林儿在亳州称帝，国号大宋（史称韩宋），改元龙凤。韩林儿称帝下诏曰：“虎贲三千，直捣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天下。”“龙凤”体现了他们反元复宋的宏大志愿。“龙凤通宝”铸于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该钱铜料赤黄，灿灿如金，钱文秀美，制作精致。钱分小平、折二、折三等。小平钱钱径2.5厘米左右，折三钱直径大约3.3厘米，体态浑厚，作工优精，清代张端木称其“字文遒美，铜质如黄金”。韩林儿的大宋政权存在时间较短，前后不足十年。起义军初期发展迅猛，江淮流域的红巾军尽归大宋政权。但经过血战，红巾军终于不敌元朝军队的疯狂反扑，公元1363年，一度归降元朝的张士诚攻打大宋政权，刘福通战死，韩林儿被朱元璋救走，大宋政权亡。公元1366年，朱元璋命令部将瘳永忠迎接韩林儿赴应天，船行至瓜步（今江苏六合县东南）时沉于江中，韩林儿死。韩林儿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红巾军坚持战斗十余年，从根本上动摇了元王朝，也为朱元璋建立明王朝政权奠定了基础。
4、大义通宝
陈友谅是湖北人，生于公元1320年，出身渔家，粗通文字，曾在官府内混事。后进入起义军队伍，投身徐寿辉帐下，在徐寿辉部将倪文俊的手下任职。倪为元朝高官厚禄诱惑所动，意欲杀徐寿辉讨爵位。而陈友谅乘机将倪杀死，并将倪文俊的部队收编归已，自称为平章政事，从此徐寿辉受制于陈，但也无可奈何。至正十八年，陈友谅率领义军连克城池。至正十九年，陈友谅以江州为都城，专权用事，欲胁迫徐寿辉，徐不肯就范，想惩处他，陈友谅恐与徐寿辉公开闹翻对自己不利，就假意请徐来江州，当徐寿辉至江州时，陈友谅伏兵于城西，杀徐寿辉辉措手不及，全歼了徐部。徐寿辉误入圈套，成为傀儡，陈友谅挟徐称汉王。到了第二年，索性杀了徐寿辉，自立为汉帝，并改元大义。“大义通宝”就是在徐寿辉杀陈友谅后铸的。“大义不义”的陈友谅为求成功不惜杀害战友。至正二十三年，朱元境与陈友谅鄱阳湖决战，陈友谅战败，在湖口突围时被乱箭射死了。
“大义通宝”是在大义元年（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时所铸。该钱小平、折二、折三，钱文为楷书，钱背无文。此钱铜色发红，铸作一般，铸量较多，传世也较多。
5、大中通宝
大家都知道明太祖朱元璋在开国时铸过“洪武通宝”，但其实朱元璋铸行的第一种钱是他在元末称雄时铸造的“大中通宝”，我们把它放在这里介绍。
朱元璋是濠州钟离（今安徽省风阳东）人，少年时家境贫寒，为富人家放牧。17岁那年父母兄长相继死于饥荒和疾病，为了活命，他出家当了和尚。过了三年，朱元璋投奔了郭子兴的起义军，加入起义军后，由于他英勇善战，屡建奇功，颇得郭子兴的赏识，郭子兴还把养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在韩林儿称帝的时候，朱元璋已经升为副元帅。龙凤二年，他率起义军攻占了金陵（今江苏南京），称为吴国公，并且确立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政策，招兵买马，养精蓄锐，招集了一批谋臣武将，逐渐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后来，朱元璋经过“鄱阳湖”一战，消灭了陈友谅，次年称吴王。接着再灭张士诚，随后方国珍等归降，同年再攻取了广东、福建，坐拥了半壁江山。紧接着，他就开始了北伐。朱元璋确有统帅之才。公元1367年，命大将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率领25万大军攻占山东，后乘胜追击，一举攻下元大都。元顺帝眼见大势已去，仓惶北逃，大明江山就此初定。
大中通宝是朱元璋在称吴国公时所铸。当时朱元璋一路取金陵，得皖南等地，并有江西、浙江等地，东南局势渐稳，遂于金陵设宝源局，铸大中通宝。大中通宝分五等，有小平、折二、折三、当五及当十。明朝建立以后，仍铸行大中通宝钱，背文加铸。“北平”、“福”等地名，但已不能算元末起义军钱币了
十二、明朝钱币
明朝使用铜钱、白银和纸币。明初钱币与纸币并行。中叶曾一度停止铸钱，专用纸币。后因纸币贬值，不得已复铸铜钱。不久，铸钱又趋泛滥，只能以白银交易。白银则始终是明代重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大小通宝：此为明太祖即位前于元代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铸。背面有“钱数”及“两数”，每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这种“称两制”仿自元钱。
大中通宝（省局钱）：朱元璋平陈友谅后，在江西及各省设专门铸钱的宝泉局。所铸钱背面有各省局的名称。每局所铸钱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十共五等。折二以上的铜钱除局名外，尚铸有“纪数”，如折二为“二”，折三为“三”等。
洪武通宝五种：明太祖朱元璋登位后，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起，铸洪武通宝。洪武八年，颁布“洪武通宝钱制”，分为五等：即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小平钱。当一重一钱，当十重一两。并规定百分之百用铜，生铜一斤铸小平钱一百六十文（十六两为一斤），实际上大打折扣。背署钱重，并有纪值、纪地等内容。
永乐通宝：明成祖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铸。洪武二十三年后，推行宝钞，很少铸钱。永乐通宝只有小平钱。
宣德通宝：只有小平钱。明宣宗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铸。（其上一代洪熙未铸钱。）
弘治通宝：只有小平钱。孝宗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铸。弘治以上的成化、景泰、天顺，正统各朝均未铸钱。
嘉靖通宝：这是世宗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铸的加重钱币，每枚重一钱三分（标准钱每枚重一钱），成色百分之九十铜。此钱名目繁多，有所谓金背、火漆、旋边等等，这是因铸造加工工艺的不同产生的外观差异。 嘉靖通宝折二、折三、折五、当十大钱：于嘉靖十三年，仿洪武钱制铸造。
正德通宝：史载嘉靖三十二年曾补铸洪武到正德九个年号的钱，但实际上也未见流传。这种正德钱为私铸钱。
隆庆通宝：穆宗隆庆四年（公元）年铸。每枚重一钱三。
万历通宝：神宗万历四年（公元年）铸。亦有金背、火漆和旋边之分，前二种是南京、北京所铸，后一种为各省局所铸。万历年间，纸币不行，铸钱又渐多起来。钱背上又开始铸上文字。
泰昌通宝：熹宗的父亲光宗在位只有几个月，熹宗即位后，于天启年间补铸光宗的年号钱。
天启通宝：明末铸钱渐多且复杂，天启通宝小钱有数十种。其中有钱背纪铸钱局名的，有纪地名的，有纪重量的。另有当十钱，钱背亦有上述几种文字。天启通宝是熹宗天启年间（1621——1627年）铸。
十三、清朝钱币
清朝自从努尔哈赤称国号为金于东北，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宣统帝溥仪退位，共有295年。
早期满族长居在东北长白山地区，世代以畜牧渔猎为生，并与当地从事农耕的汉人相处融洽，这时努尔哈赤以祖上十三副遣甲起兵，通过不断的兼并争斗，势力遂渐强大，终于统一了满族各个部落，并于明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国号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称天命汗。
并铸行钱币，共有满文，汉文两种，满文钱面文译作“天命汗钱”，此钱依老满文写成，读法由穿左读起，至穿右，再上下读。方孔圆钱型，仿明小平钱，铜色赤暗，铸工较劣。汉文钱“天命通宝”与“天命汗钱”同时开铸，钱文直读，钱背无文，书法较差。由于当时满人多不用钱，得到钱后，大多用作装饰品，佩戴于衣帽之上，袍襟之前，据说可避刀枪，以至后代铸钱时，分发给士兵佩带，直到顺治，康熙时仍有这种情况。后金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子爱新觉罗·皇太极在其他几位贝勒的公推下于九月登上汗位，改元天聪元年铸行满文钱“天聪汗钱”，依老满文写法，背文仿明“天启通宝”大钱，在背穿上或穿左铸满文“十”字，穿右书一两。有粗字，细字二种，此钱传世不多，较为罕见，而其中以细字者最少，为极罕见品。当时满清所管辖的满蒙部落，大都不用钱，而是以畜牧多少计算财富的，市场上也以物易物，有钱也视同玩物。使用钱的大都是从华北一带移居到关外的汉族农民，也是以耕地为生的，用钱也不迫切。努尔哈赤父子战领辽东后，这些汉人被满族贵族归为佃农或成为奴役，钱的使用更无关轻重。其实迫切需要钱的是商人，但他们人数上不多，经营上也不受满人重视，所以“天命”“天聪”两代铸钱，政治上的作用要远大于经济上的需要，所以数量少，流传不广，是正常的。
一串
公元1644年，清军攻入关内，清爱新觉罗·福临至北京，即皇帝位，改元顺治，成为清世祖。在北京设铸钱局铸钱，于工部、户部开设宝源局、宝泉局，后随着天下统一，在各地开钱局，并铸“顺冶通宝”。在清军刚入关时，充许明钱流通，但不久即严禁使用明钱及其它古钱，独行清钱。顺治年间对制钱成分有明确规定，即铜七成，白铅（锌）三成，为合金，称之为“黄铜”，一千铜钱称为一串，年铸一万二千串称为一卯即每开一期的额定数称为“正卯”，正卯以后凡有加铸数称为“加卯”。顺治钱制形式未能统一，按照背文可分为五种，也就是在钱币界享有盛誉的“顺治五式”。
一是仿明朝钱式，面文“顺治通宝”，皆为光背无文。采用这种形式，主要是适应关内群众的需要，也便于新旧钱之间的兑换。
二是仿会昌开元钱制，钱背文纪地纪局。如“户”“工”为宝泉、宝源泉两局所铸。其它有“临、宣、延、原、西、同、荆、河、昌、宁、浙、东、福、阳、襄、江、蓟、广、陕、云”等。钱重一钱二分。顺治八年钱重改为一钱二分五厘。清朝初期制钱重量不断变化，顺治通宝钱汉字钱的大小轻重差异较大。有的钱局开铸时间短，开铸不久即停铸，所以有的记局记地钱数量很少，其中“延”、“宣”、“蓟”，存世甚少，极为罕见。
三是权钱钱也叫一厘式钱，即在背面除有局名外，穿左边铸有“一厘”二字，比前一种少了“延、西、荆、襄、云、五局”，“一厘”是指权银，一文铜钱折银一厘，一千文铜钱值银一两，此钱从顺治十年时铸行，到十七年停铸。各局所铸不尽相同，大小轻重有变化。
四是满文钱，面文为“顺治通宝”汉文，背文则用新满文，穿左右满文为“宝泉”或宝源,规定每钱重一钱二分顺治十四年因停外省铸钱，因此仅在北京铸行。
五是满汉文钱，面文“顺治通宝”汉文，背文纪局名改为穿左为满文钱局名，穿右为汉文钱局名，顺治十七年，户部商议决定重开各省钱局，除宝泉、宝源两局所铸制钱仍为满文钱局外，其它各省钱局所铸钱背文都为满汉文钱，共有十二局：即“临、宁、原、宣、同、江、东、河、蓟、昌、浙、陕。”此种钱式制作较好。铸量最多，存世也较多。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清世祖去世，康熙帝继位。只保留户部宝泉局和江南省江宁局铸“康熙通宝”制钱，其余各局停铸。后于康熙六年各省恢复铸行，此后又相继停铸行。康熙通宝钱铸行时间长达六十年，铸量较多，但版本较简单，北京宝源，宝泉两局沿“顺治通宝”满文钱式，背文满文，其它各地钱局所铸，背文满汉文局名各一字，民间为方便记忆把这钱钱局名串成了一首诗“同福临同江，宣原苏蓟昌，南河宁广浙，台桂陕云漳”此外还有“巩”、“西”两种，但数量不多，要收集全不易。康熙通宝钱有大小两种，重量也有变化，起初每文重一钱四分，康熙二十三年减为一钱，四十一年时又改回一钱四分，并规定每千文兑银一两。同时推出一种轻钱，每文重七分，千文兑银七钱。促使铜钱重量不断变化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要维持一个铜钱兑换一两白银的规定，此规定创于元朝，经明朝，民间已习惯，到了清初时，因为每年白银输入量增加，银价下降，同时铜产量浙减，而铜价不断上涨，钱价因此增高，一般老百姓的收入因钱价上涨而相对减少，购买力同时下降，生活成为问题。政(蟹)府也因为这些原因要竭力平抑钱价，使老百姓的购买力提高，解决生活问题，使社会稳定。二是对付私铸，顺治康熙两朝，因内战不断，铜的生产运输都成问题，民间缺铜，供不应求，销钱为器是有利可图的，政(蟹)府虽一再规定严禁，但因有利诱，仍有铤而走险之人，每年毁于私铸的数以万计，影响很坏，而私铸情况就更严重了。清政(蟹)府虽用严刑厉法对之，但仍未收到好的效果。于是政(蟹)府一方面严令二品以下官员不得私藏铜器，各寺庙不得铸造铜像及法器，同时增加钱的重量，使私商无利可图。又铸造轻钱，使老百姓方便周转流通。到了康熙中后期，虽然表面上太平盛世，但因为人口增长加速，生产增加则有限，物价无法降低，农民一年的收入，只能免强温饱而已，但凡遇到天灾人祸，便难以维持，康熙帝本人也因此常自嘲：“康则康矣，熙则未必”，生产上不能增加，社会财富便不能增加，仅仅依靠平抑物价等手段不能使国民收入增加，而当时的清政(蟹)府只能做到这一点，只能用增加减少钱的重量以抵制私铸。
“康熙通宝”满文钱式中有十二地支套钱，为福建省造，现存世有“子、丑、寅、巳、未、申、酉、戌”八种。此外康熙通宝钱中有一种异品，后人称为“罗汉钱”。此钱比通常的“康熙通宝”略小，为京师宝泉局造，此钱“熙”字有异笔，钱铜色金黄，铸作精良。关于此钱传说很多，一是说因为康熙年间西部边境发生叛乱，朝廷派大将年羹尧前去平定。因军响难以为继，正一筹莫展时，有一寺院僧侣主动献出寺内所有铜器和十八尊金身罗汉以作铸钱用。年大将军因此感动，命铸钱时故意留了点“小秘密”，以便日后回收重塑佛像，但事情泄露，也就无法回收了。另一说是在康熙六十大寿时，户部宝泉局用金罗汉铸钱，并将这种钱放在寺庙罗汉的腹内充做佛赃，在皇帝寿辰时分赠给各级官员以作纪念，等等。康熙在位六十一年，货币发行量很大，所以“康熙通宝”传世较多。
康熙于公元1772年去世，清世宗雍正即位。雍正帝即位后，仍以杜绝私铸，平抑物价入手，防止白银外流，实行铜钱紧缩政策。于雍正元年铸行“雍正通宝”，沿康熙四十一年制，钱重一钱四分，力求精美标准，大小分二类，大钱与“康熙通宝”大钱相仿，小钱直径2.4厘米，当时全国共有二十多个钱局，都是康熙时局，雍正规定一省只设一个钱局，于四年时，改山西局为宝晋局，山东局为宝济局，台湾省局为宝台局等等。九年时又在江南增设了江宁宝安局，在西南分别设立了四川宝川局，贵州宝黔局，湖北宝武局等，又停撤了临、清、宣府、蓟、同、等局，一省一局的政策最终得以实现，私铸情况也有减少，后来西北战事扩大，西南边铸也发生叛乱，战事频起，雍正十一年时，再次实行铜钱减重，变为每文一钱二分，后清朝百余年制钱重量要求没有变化。顺治通宝钱背文格式，一律按照前朝宝泉、宝源泉钱式，背文穿左为满文“宝”字，穿右为满文钱局名，其中“川、桂、陕、福、台”等，极少见到。由于雍正帝钱法严谨，私铸较少，所以雍正通宝制钱上都边阔字正，形态工整。
雍正帝于雍正十七年死于热河行宫，清高宗即位，改元乾隆。铸行“乾隆通宝”要求仍重一钱二分，该钱书法铸工都比雍正时更为精美。最初清政(蟹)府仍继续执行通货紧缩的政策。钱局较雍正时有所增减，首先在乾隆四年，停了宝河、宝巩、宝济三局，于乾隆五年时开宝福局，七年开宝桂局，十年开宝直局。乾隆朝以前的制钱不加锡，以铜、铅、锌配制，称之为“黄钱”，在乾隆五年规定在铸钱铜料之中加百分之二的锡，称为“青钱”。官方说是为杜绝私钱，实则无异于减重。“乾隆通宝”版式很多，钱文方面京局的多用宋体宝浙局多用楷书，宝陕、宝顺两局用隶书，但大多数地方钱局用宋体。乾隆四十年时，私铸情况日盛，各省官员出现盗铸，政(蟹)府对此无计可施，加上云南铜产量逐年递减，导致铜价飞涨，铸钱成本也随之水涨船高。清政(蟹)府继而又采取了通货紧缩政策，先后停铸了宝直、大理、广西、临安等局，同时鼓励商人从海外进口铜材。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私铸虽有所减少，但官钱不见增加，民间交易缺钱，就出现了使用古钱的现象。到了乾隆五十年后，又相继开了宝直等局，同时放宽了铸钱的标准，所以导致乾隆后期制钱的质量参差不齐，大不如初的情况。此外在乾隆朝时期在新疆出了“乾隆通宝”红钱，是以新疆产铜为原料，在新疆地区铸行的，此后各朝均有铸行。
公元1796年，高宗让位，仁宗登基，改元嘉庆，嘉庆年间，清政(蟹)府允许百姓使用白银，并且再次整顿钱制，增加铸造量，铸行“嘉庆通宝”，最初所铸力求工整美观，钱重一钱二分，面文仍用宋体，背文为满文局名。但有背文于穿左用草书，穿左用楷书，有“福、寿、康、宁、桂”也有穿右为满文“宝”字，穿右为楷书“福、寿、康、宁”连在一起为一种吉语，是钱局为吉庆所铸之钱，也叫“吉语钱”，参与流通。在嘉庆年间，由于政(蟹)府开支加大，官炉偷工减料，各地方钱局所铸制钱质量下降，造成有的文字不清，钱重减轻，钱体减小，钱质低劣，等等，民间把这种制钱称为“局私钱”以至到嘉庆末年，朝廷对此束手无策，下旨允许缺铜的钱局自行停铸，如要继续出钱，必须足重一钱二分，否则罪其省府。因此各省纷纷停铸。市面上的铜钱有所减少，使得物价也跟着下跌了。
从顺治到嘉庆是清朝的盛世期，社会生产较稳定，在钱制上是明朝的延续，在发行制度上较前朝更加健全一些，所有皆为小平钱，有利于流通。
公元1802 年，清宣宗继位，改元道光，铸行“道光通宝”，钱制沿乾隆，嘉庆成例，道光年间，因为鸦片的非法输入日渐严重，白银外流加大，日甚一日，银价上涨，以往千银兑白银一两的情况不能维持了，道光二十五年御史刘良驹奏称：“京中纹银每两易制钱几及两千文，外省则每两易制钱二千二三百文不等。”银贵钱贱，铜钱购买力下降，政(蟹)府是赔本铸钱。西南各省钱局不断减重，由一钱两分，减为七八分，民间私铸钱更是减轻到三四分。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银价暴涨，各省钱局发生严重亏损，纷纷停铸。到道光末年，只剩下京师两局，宝云、宝浙等几局出钱，宝川、宝直、宝黔仍属私铸，是地方官员与钱局人员勾结铸造。因而“道光通宝”制钱大小轻重不一，比较正规的在2.2厘米左右，轻小的就不一了，且相当普遍。
道光通宝
道光三十年，清宣宗去世，文宗即位，第二年改元咸丰，户部准命各钱局铸“咸丰通宝”制钱。三年推出“咸丰元宝”及“咸丰重宝”大钱，咸丰钱币版本极多，有近千种。（详见咸丰钱币）
清文宗于咸丰十一年七月死于热河，清穆宗继位，改元祺祥，铸有“祺祥通宝”、“祺祥重宝”而后改元为同治，于同治元年开铸“同治通宝”制钱，面文仿宋，楷书都有，各地所铸之钱参差不齐，轻重不一。
“祺祥”年号定于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废于同年十月五日，短短六十九天，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短命年号。而祺祥钱也因此而铸行时间短促，尚未流通，就被废行了，因而传世甚少，极难见到。祺祥钱分“祺祥通宝”和“祺祥重宝”，仅有宝泉局、宝源局、宝云局、宝苏局有铸。“祺祥通宝”径约2.7厘米，重一钱二分，面文楷书，顺读。“祺祥”重宝“径约3.5厘米，重七钱四分，为当十钱，此钱做工较精整美观，因存世较少为收藏者重视。
同治重宝
同治钱因铸钱亏损等原因，铸行很不正常，时铸时停，现常见约有宝泉、宝源、宝苏、宝浙、宝巩、宝昌、宝川、宝桂、宝直、宝云、宝东等局钱，其余皆少见或仅见样钱。同治年间仅铸行了当十以下大钱，开铸的钱局有：宝源、宝泉、宝云、宝巩和新疆阿克苏等局，大小轻重也不一，新疆局及宝巩局曾铸有当五钱，新疆宝伊局有当四钱。同治时期本就铸钱不多，民间又普遍使用白银，而且外国机制银元的输入颇多，且成色制度均有保证，使用颇方便，故而铜钱的使用也就日见减少了。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清穆宗去世，慈禧太后迎立自己的胞妹（醇亲王福晋）的儿子入继为帝，改元光绪，先后铸行过“光绪元宝”和“元绪重宝”，“光绪通宝”，通宝制钱铸于公元1875-1908年之间，钱重从开始的一钱逐步减至八分，最后减至六分，该钱书法为楷书，此外宝福局也铸过篆文钱，光绪通宝钱背文为满文记局名，也有星月纹，字有宝河、宝真、宝津、宝云、宝黔等，还有铭“千字文”者（即背穿上各见“千字文”中一字，为宇、宙、日、月、往来等字）。另外在戊子年（公元1888年）出过一种背穿左为“戊子”右为“河”字的戊子钱。光绪十五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广东从英国购买的机器制造我国历史上第一批机制币，不再为方孔圆钱形状了，此后相继在各省推广实行，遂步取代了“方孔圆钱”。
光绪帝于三十四年十月，（公元1908年）去世，此前一天慈禧太后去世，醇亲王之子溥仪继位，改元宣统，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皇帝，宣统年间，全国各省几乎都已停铸制钱，仅宝泉局铸过一种重一钱的“宣统通宝”小平钱，数量也不多，分为大小两种，新疆地区有“宣统通宝”红钱，以及宝广、宝福两局出过机制币。宝泉局所出的大钱直径在2.4厘米，小样钱直径1.8厘米，因为溥仪登基时只有3岁，加上钱也不大，因此民间把此钱称为“小宣统”、“小宣统”面文书法为楷书，背文为满文局名。“宣统通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的最后一位帝王铸行的最后一种方孔圆钱。方孔圆钱的铸行从秦始皇统一六国铸行“半两钱”到“宣统通宝”结束，经历了两千年的岁月，是我国乃至世界铸币史上的一个奇迹。
顺治五式
一是仿明朝钱式，面文“顺治通宝”，皆为光背无文。采用这种形式，主要是适应关内群众的需要，也便于新旧钱之间的兑换。
二是仿会昌开元钱制，钱背文纪地纪局。如“户”“工”为宝泉、宝源泉两局所铸。其它有“临、宣、延、原、西、同、荆、河、昌、宁、浙、东、福、阳、襄、江、蓟、广、陕、云”等。钱重一钱二分。顺治八年钱重改为一钱二分五厘。清朝初期制钱重量不断变化，顺治通宝钱汉字钱的大小轻重差异较大。有的钱局开铸时间短，开铸不久即停铸，所以有的记局记地钱数量很少，其中“延”、“宣”、“蓟”，存世甚少，极为罕见。
三是权钱钱也叫一厘式钱，即在背面除有局名外，穿左边铸有“一厘”二字，比前一种少了“延、西、荆、襄、云、五局”，“一厘”是指权银，一文铜钱折银一厘，一千文铜钱值银一两，此钱从顺治十年时铸行，到十七年停铸。各局所铸不尽相同，大小轻重有变化。
四是满文钱，面文为“顺治通宝”汉文，背文则用新满文，穿左右满文为“宝泉”或宝源,规定每钱重一钱二分顺治十四年因停外省铸钱，因此仅在北京铸行。
五是满汉文钱，面文“顺治通宝”汉文，背文纪局名改为穿左为满文钱局名，穿右为汉文钱局名，顺治十七年，户部商议决定重开各省钱局，除宝泉、宝源两局所铸制钱仍为满文钱局外，其它各省钱局所铸钱背文都为满汉文钱，共有十二局：即“临、宁、原、宣、同、江、东、河、蓟、昌、浙、陕。”此种钱式制作较好。铸量最多，存世也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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