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和《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宋庆龄、史沫特莱、林语堂、伊罗生》这两张历史照片,是时任《上海晨报》摄影记者的毛松友拍摄的。
上世纪90年代,我两次赴京采访毛松友先生,专门问起过《鲁迅、蔡元培、萧伯纳》这张照片的拍摄过程。毛松友对我说,1933年2月17日午后,蔡元培先生派汽车到《上海晨报》馆,接他到孙(中山)宅拍照。那天早晨,萧伯纳到达上海,近百名记者都在捕捉萧伯纳的身影,被宋庆龄安排在青年会等候,因为下午二时萧伯纳要到那里讲演,并会见记者。毛松友之所以有单独进入孙宅的特殊待遇,是由于他的恩师蔡元培先生为他提供了方便。
次日,《上海晨报》就刊出了《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和《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宋庆龄、史沫特莱、林语堂、伊罗生》这两枚照片。
鲁迅、蔡元培、萧伯纳“三人合影”
1983年10月号《摄影世界》刊载毛松友先生翻译的加拿大摄影家尤索夫?卡施《为乔治?萧伯纳摄影》一文。在“译者的话”中,他回忆起半个世纪前自己为萧翁照相的经历,写道:“1933年2月,萧伯纳到了上海。当时我是《上海晨报》的记者,前往采访。给他和鲁迅、蔡元培等照了合影后,提出想为他单独照张相。他同意了,并未限制我时间,随即给他照了一张半身像。我用的是反光新闻镜箱,相机虽然老式笨重,但从请求、同意到拍完,不过十分钟。当年萧翁已76岁了,身躯修长,站在一起高我一头。他微俯着,眯起眼,对我莞尔而笑说:‘你是一位高速摄影家。’我笑着说:‘先要感谢您允许我的请求。至于我们的工作,是以秒计算的,特点就是快。’他听了也笑起来。握别后,我常常想起他那一把大胡子,丰润的脸庞,慈祥的微笑,温雅而风趣的话语,带着老年人的爱抚……而今已过去半个世纪了,但萧翁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给我留下崇高、美好的印象。”
有一种说法,那天在宋庆龄家里,史沫特莱女士拍“萧、鲁、蔡”的合影、杨杏佛先生拍那张七人合影。我想亦是事实,很正常,因为史沫特莱也是记者、杨杏佛先生喜欢摄影。况且,旧时摄影比较随意,不像现在那样,所有在场的大人物都要进去,还要“排座次”的。然而,从办报和编辑图片新闻的角度来说,次日要见报的新闻照片,一般都是由本报记者提供的,因为快捷,方便。记者拍好照片,报社有暗房,马上可以洗印出来制锌版。那时没有数码相机,可以网上传递。因而,非本报记者拍的照片,等到照相馆洗印出来,再送到报社,要好几天呢,新闻就变成了“旧闻”。我从事新闻工作大半辈子,了解报纸采用新闻图片的规矩与程序。
2003年11月,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画册《毛松友摄影艺术作品集》中,收有黑白照片134大枚,跨度长达61年,其中两枚就是《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和《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宋庆龄、史沫特莱、林语堂、伊罗生》。前者之说明文字:“世界著名作家萧伯纳,1933年2月17日环球旅行到上海,在孙(中山)宅午宴后,与蔡元培(右)、鲁迅(左)合影,当天乘原轮离开上海。”后者之说明文字:“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宋庆龄等七人合影。”
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原因,“七人合影”配发在一些纪念鲁迅或宋庆龄的文章中时,图片上只出现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宋庆龄、史沫特莱五人,林语堂和伊罗生被挖掉了,因为林语堂是“反动文人”,伊罗生亦被定性为“托派分子”。而且,不管“三人合影”或者“五人合影”,刊登时都未署作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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