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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皖南事变的撤退路线，黄源触到了项英强行替代指挥的严重失误：“本来是要向北走，但是我们却向南走，走到人家口袋里。到茂林已经和国民党部队接触上了。”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 2014年11期，作者：秋石，原题为：《皖南事变幸存者黄源的回忆》，本文系节选

早在1939年春天，黄源随项英到陈毅的一支队检查工作，听项英与陈毅等人“在谈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向东发展到上海，向北发展到苏北”。可见早在1939年初，无论是党中央，还是新四军内部，都已经清楚了新四军未来的发展方向。而项英却一直犹豫不决，直到两年后皖南事变爆发酿成大祸为止。

黄源先生还谈到了项英与中央的方针有分歧：“当时党中央有一个文件发给东南局，叫《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毛泽东1940年5月4日起草，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这个文件，在皖南由项英传达，项英是东南局书记，前方由陈毅传达。因为项英封锁中央的指示，我不知道。指示微微听到一点。所以事变前我不太清楚。”

黄源进而谈道：“项英对中央正确路线认识不够，执行不力，对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因而缺乏对付反动派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陈毅就不同，陈毅虽在东南局领导下，但他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比较明确、坚定……”

谈及皖南事变的撤退路线，黄源触到了项英强行替代指挥的严重失误：“本来是要向北走，但是我们却向南走，走到人家口袋里。到茂林已经和国民党部队接触上了。”“从茂林出发，目标是一个山的口子，想从这个口子中出去。这个山口子，是项英打游击时三四十人通过的小口子，叫丕岭。但现在是近万人的大部队呀，而他的部署，据说同打游击时一样。”

上述说法，同项英在向党中央的请罪电中“企图带队穿插绕小道而出”的字眼，惊人地一致。可见黄源回忆之准确、可靠。

黄源继续说：初次突围不成，“在回头走的路上，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扬帆离开了部队，他们是领导核心，在关口处，停顿下来，开军事会议，讨论是突围出去还是退回来。叶军长也参加了，听说他主张突出去，应当不怕牺牲。项英不主张突围。队伍散了，又集中起来，下着雨，队伍走不动。我摸到前面去，在一个小房子里，见叶军长在那里，饶漱石也在，但不见项英。我印象很深，听饶漱石说：‘我也是一个中央委员，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中央已来电报，军事指挥由叶挺负责，当时前面情况很紧张，叶军长决定把教导队的军事干部也调上去，打开一条通路。他在会场上动员，说教导队是我们军部的骨干，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也只能把教导队拉上去，大家拼了。可见，项英在，叶军长不起决定作用。项英走了，上面要叶挺负责，他就动员，向五六千人讲话，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参加战斗，把敌人打退，部队继续前进。”

黄源的上述回忆，说的是新四军奉命北移6天后的1941年“1月10日的事”，“前几天部队在前面打仗，我们看不见，这次我们就在第一线，亲见我们的部队和敌人拼打。”就在这一天的“下午5点光景，天快黑了”以后，黄源又一次见到了项英等人，而且“扬帆在找向导”。过了一会儿，项英他们都站起来了，要走了，“他们走了一会儿，袁国平派了一个警卫员来问我（黄源）：‘你看到地委书记没有？’”……毋庸置疑，袁国平警卫员问这话的意思，无非是想找一个熟悉当地地形和社会情况的人，为项英、袁国平等少数几人的突围领路。

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问题还有：一是黄源先生虽然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并在浙东、浙南农村劳动改造了多年，但身体一直很好，尤其是精神状态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及至2002年4月14日及7月31日，我与96岁高龄的黄源先生两度会面晤谈，感受到他的精神都挺好，且在回答笔者提出的有关同为鲁迅晚期忠诚弟子的萧红萧军的一些问题，有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冯雪峰被国民党宪兵特务抓捕的消息来源，以及他是否将冯雪峰被捕的消息传递给在延安的萧军等，他都一一作了实事求是的回答。有一说一，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没有的事决不胡诌乱编，也不模棱两可误导他人。回答中，黄源先生思路极为清晰，且有条不紊。尤为重要的一点是，上文所引的有关皖南事变黄源本人的回忆文字，同笔者撰写本文时所参考的大量文献资料，惊人地一致。另一个颇为关键的问题是，在皖南事变中突围时，黄源两次亲见脱离大部队突围不成折返回来的项英等人，均有扬帆在场。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5226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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