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高尔基的日记里和信件里私下称斯大林为“主人”，经常会有“没有机会和主人谈话”，“因为主人身体不适，没有到我这里来，我明天要去看望主人”字样。作为一个作家能向“主人”表达的回报只能是语言和文字。而斯大林深知高尔基这个人历来缺乏定数，他性格当中有很容易“被人利用的”的弱点。

　　“不合时宜”者：高尔基与1917年革命

　　1917年俄国发生大革命。3月(俄历2月)革命发生时，宪政民主是主要诉求。11月(俄历10月)布尔什维克夺权后也仍然重申这一诉求，还把推迟多党议会(立宪会议)选举作为此前临时政府的罪状。因此如果说二月革命是“民主革命”，十月夺权后也没有变化，只是到次年1月布尔什维克在其自己当政主持的这次选举中惨败后恼羞成怒，以武力驱散议会、废除宪政而改行“专政”，“民主革命”才告终结。

另一方面，由于不得人心的斯托雷平改革严重挫伤了自由派的声誉，二月革命后政局很快急剧左转，临时政府在几个月内数次更迭，自由主义者陆续离开，社会主义者成为主导，到十月夺权前夕最后几位自由主义部长也已准备辞职。即便没有这次夺权，出现“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也已是定局。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从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手中夺权。这样的夺权能否叫“社会主义革命”，实在大成问题。而二月革命建立的民主更难说是“资产阶级民主”，因为这民主一开场就废除了斯托雷平的资本主义改革，建立了临时政府与苏维埃的二元政权，而即便按后来苏联官方的说法苏维埃也是“无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不久也由社会主义者主导。这种废除了资本主义改革又把社会主义者送上了台的民主如果也是“资产阶级”的，那除非把“社会主义”定义为没有任何民主的赤裸裸专制了。

　　所以如果要用“民主”与“社会主义”描述1917-1918年间的俄国，恐怕只能说二月革命是“民主社会主义革命”，十月夺权不过是一批社会主义者赶走了另一批社会主义者，而且当时也说是暂时的。至于一月剧变，布尔什维克所做的只是废除了宪政民主而已。

　　因此就不难理解，作为社会主义者的高尔基会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

　　“十月革命”时，高尔基基本上是站在孟什维克的立场上来看待这场以布尔什维克为首的“政变”的。尤其在新当权者开始封杀孟什维克后，高尔基用募捐主办的《新生活报》已成为孟什维克声音的主要来源。不愧为大文豪的高尔基，用大量的文学语言对十月革命中的暴力和非人道行径进行了鞭挞和批判。

　　十月武力夺权以后，高尔基在他的《新生活报》上发表了大量表达愤慨的言论。他说，“这是一场没有精神上的社会主义者、没有社会主义心理参与的俄国式的暴动，是小市民动物性的大释放，下一步它将会转向黑暗的君主制，那一天为时不远了”。

　　高尔基指出：在这次事件中，“无产阶级既不宽宏大量也不公正，它没有创造出任何有生命力的东西。布尔什维克断送了、淘空了、毁坏了祖国，把俄国作为一个疯狂的大试验场，把人民变成他们革命梦想的试验品”。“列宁在用工人的血、工人的皮做一场极端的兽性试验，列宁为了自己的试验让人民血流成河”。布尔什维克煽动起农民“劫不义之财”的投机心理，因为靠正派的劳动建不起大瓦房，把私有财产说成是剥削得来的不义之财，正好趁火打劫。布尔什维克对民众的暴动就像哥萨克在河滩劫掠商船时对伙计们下的命令：“都到船头上去。”布尔什维克煽动的是恶意、仇恨、不负责任、幸灾乐祸和趁火打劫。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这场“政变”中把自由、人格引向屈辱和仇恨，列宁和他的战友可以干所有卑鄙的事情。这场以“人民”为名义的革命，只不过假借人民称号而已，人民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主人，人民对革命只是一种材料，一旦他们有了自我意识，革命者就会毫不犹豫地惩罚他们。“形形色色的小野兽在《真理报》的教唆下”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反对知识分子。(上述引文均出自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他怒斥列宁：“苏维埃政权这一切行为只能激起我对它敌视的情绪”(《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一期，239页)。类似的言论在高尔基的文集《不合时宜的思想》(这一时期他在《新生活》上言论的汇总)中比比皆是。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这些“恶毒攻击”列宁和十月革命的语言出自高尔基之手，很难把它们与1905年革命中“左倾化”的“无产阶级作家”联系起来。人们不得不承认，高尔基的确又一次发生了惊人的大转变，他的价值观的天平又一次摆回到“良知、善性、人道”的立场上来了。

　　人们从《新生活报》上读出的不是“无产阶级海燕”、不是“红色文豪”，而是一个承担着“社会良心”角色的高尔基，他对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时发出的“来福枪驱散了俄国近百年来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的著名抗议义正词严，令人震撼。这时他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完全不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如果不是“两个对垒阵营”的对手，至少也可以说他与新政权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后来收录在《不合时宜的思想》文集中的文字篇篇都像讨伐檄文，对布尔什维克野蛮行径的揭露之尖锐程度达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管《真理报》撒多少谎，它也掩盖不了可耻的事实”(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260页)。无怪乎布尔什维克的党中央机关报《彼得格勒真理报》当时称，高尔基是在“为反革命服务”，他的言论给革命带来非常严重的危害。所以当时《真理报》上经常发表以工人名义反驳高尔基的文章。最典型的是1917年11月23日《真理报》上刊登的“路易·诺贝尔工厂的工人特卡琴科”谴责高尔基的一封来信。信中说：高尔基这个“为人民生活了25年的‘人民作家’竟突然脱离我们，为资产阶级老爷们感到痛苦”，“为浸透了撒旦毒汁的资产阶级新闻的时代哭泣”，“炮制针对人民大老粗政府的可怕的文章”，而把人民描写成“毫无个性自由观念和人权概念”的愚昧群众……

　　但高尔基不为所动，他给列宁写信说，我坦诚，我不是政治家，但我并不愚蠢，我知道你习惯于“诉诸群众”来搞这一套(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第2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156页)。他面对他个人的攻击说，“你们谩骂吧，但我就是如此思考的，我从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你们主义的附庸”。

　　高尔基自己的观点这时倾向于孟什维克，但他并不只为孟什维克争取言论自由，对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言论，他明确地坚持“不同意你的主张，但坚决捍卫你发表主张的权利”。针对布尔什维克践踏新闻自由、取缔其他党派的报纸，高尔基说：“我发现，《语言报》和其他资产阶级的报纸被用拳头堵住嘴，只是因为他们同民主派(布尔什维克的另一种自称)是敌对的，这种做法是民主派的耻辱。难道民主派觉得自己的作为是不对的，所以惧怕敌人的批评?难道立宪民主党人在思想上就如此强大?只有用对身体施加暴力的做法才能战胜他们?剥夺出版自由，这就是对身体施加暴力，而这是与民主派的头衔不相称的。用恐怖和蹂躏暴行吓唬那些不想参加托洛茨基在俄国废墟上组织舞会的人，是可耻的事，也是犯罪的事。”(《新生活报》1917年11月12日，179期)高尔基质问：布尔什维克半年取缔的报纸比几代沙皇加起来取缔的还要多，为什么害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难道把社会公众的思想也要变成国有的吗?要把国家变成巨大的监狱吗?

　　高尔基承认俄国社会变革是必要的，但是他认为人道主义的理想在革命中发生扭曲，在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和对待文化遗产及科学家等问题上，高尔基不断地与掌权的布尔什维克发生冲突。为了保护国家图书馆，避免布尔什维克销毁不符合他们政治口味的图书，他表示了强烈的愤慨，甚至以放弃苏俄国籍作为代价。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曾经说，他憎恨盘踞在克里姆林宫的整个布尔什维克，他在给捷尔任斯基的信中明确说，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干了多少卑鄙龌龊的勾当，这个政权“正在激起我对它的反感”。他从未把那时的布尔什维克引为同道，对他们都是以蔑视的第三人称相称。托洛茨基曾说，这时的高尔基与“反革命”没有两样。1919年列宁在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中说，“高尔基与共产党的分歧日益加深”。而斯大林说，1917年办《新生活报》的高尔基实际上是一具“政治僵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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