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许多战斗场合，中国人不是在与日本人打，而是中国人在打中国人，或者是中国人的“单打”在对中国人、日本人的“混合双打”。淞沪会战时就屡见这样的场景-伪满洲国的军队在坦克车前面冲，日寇则跟在坦克车后，都穿一样的军装，使一样的武器。只有当他们被俘后，我方国军士兵才清楚这些人高马大的家伙是来自松花江畔的东北人。
为“分而冶之，渐之殖民化”，日本侵华后，先后在沦陷区扶植厂五个较一大的伪政权，即：伪满洲国、伪一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华北临时政府、伪德王蒙疆政权和伪汪精卫政权。每个伪政权都有自己的军队。
在这乱世，中华文化里“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绿林哲学，被各路宵小强人用得淋漓尽致。其中，华北的伪军最多，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地雷一响，炸死三个鬼子，十八个伪军”。
至八年抗战结束，为日寇作战的伪军已超过百万之数。
汉奸为祸之烈
然而与伪军比起来，汉奸的为祸之烈，从华北到陕北，从长江沿岸到东部沿海，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战场，更是遍布中国！！！
1937年9月下旬，日军西进一路主力在平型关惨败后，改变了作战部署，其先头部队在汉奸的带领下，从平型关和雁门关之间的隘口-菇越口越过长城，置我国军防线于其后，而此地是晋北御敌主阵地之要点。日军突破后，一面南下直趋太原，一面威胁胁平型关、雁门关之后侧翼。战区内汉奸到处活动。他们给日军指路，白昼发射带烟信号弹，晚间乱照手电筒，暴露国军阵地与八路军埋伏地点，致使坚守平型关一线的八路军第115师连夜向五台、代县一带撤退，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
1942年，中共抗日根据地最困难之际，侵华日军大肆收罗汉奸，破坏中国抗战，“除了军事行动之外，日寇还暗地派特务到我们根据地活动。”
汉奸，在北方多得像走进了一个管理不善的牧马场，随时都可能踏上一脚的马粪。在南方，也叹为观止，尤其在两次会战里给我方造成了巨大损失。
一是凇沪会战。
此战最后中国军队溃退的导引，在于日军增援部队成功地从杭州湾登陆成功，立时陷中国军队于腹背受敌之窘境。日军将登陆地点选在了出乎所有中国高级将领意料之外的金山卫，便首推汉奸的“功劳”。一个奉命早期潜入金山卫的日军军营山田武一，事后有这样的回忆-
大概在战争爆发后一个星期，我们从上海出发，自松江县，经金山县来到金山卫。住在一个姓陆的当地人家中。我敢肯定，这家姓陆的，接待过的日本人，我们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走遍了这里的海滩，这里的海面辽阔，地形开展，很方便大部队的集散、运动，但是，水比较浅，根据我们测量，军舰停下后，士兵们划着小艇需20分钟左右才能到达海岸，在这段时间里，守卫部队完全能够组织起一种有效的阻击。
庆幸的是，中国军队没有在这里布防，金山卫就像敞开了胸怀。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证实这一点……
我们和当地人平安相处，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买进他们售出的物品(尽管这些物品我们也不需要)，你就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甚至满足你过分的要求。他们都知道我们是日本人，而且正在战争状态，但是没有人向当地政府或者警察报告我们的活动，我们很安全…….
为了使我们的工作成果得到维持，我们又发展了许多亲日分子，发给他们电筒和信号枪。约定暗号，规定他们联络时问，在登陆的前几夜，金山卫一带海岸线，到处都可以看到电筒的光柱和信号弹，像夏日夜空中划过的流星。这种景象，连漂泊在海上的帝国军队都能清晰地看见，这是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亲自告诉我的。(转引自《国共抗战-肃奸记》)
二是武汉会战。
南京失陷后，武汉已成为国民政府实际上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为阻止日军沿平汉线南下，攻占武汉，国军在郑州东北郊花园口炸决黄河大堤，洪峰突发，夺路东去，淮河流域尽成泽国，日军运动极其困难，其进攻路线只能沿长江西上，别无它途。长江的江防顿成万众瞩目的焦点。马当，便是长江下游南京到武汉之间的第一道屏障。在此，中国海军设人工暗礁30处，沉船30艘，布雷1600余个。无疑指望这一带江面能成为阻挡倭寇西进的滑铁卢。
然而，大大小小汉奸几乎布满了长江沿线，有渔民，有船工，有农夫，有商八，有学生，有士绅，有流氓。日本人对马当的江面情况、中国军队的配置了如指掌。6月24日，日军渡田支队乘八艘运输舰顺江而下，至东流舍舟登陆，连陷马当东面的香山、黄山、香口诸要地，乘胜攻占马当。马当要塞500名中国士兵尽管拼死抵抗，却因众寡悬殊，援兵不至，伤亡殆尽。26日，马当失陷，日军又拿下湖口，凶锋直抵九江。
沦陷区里汉奸更是公开亮相
1939年2月，倭寇占领汉口后，汉奸们迅逑公开聚集起来，成立了“新民会”的组织，并在闹市区召开支持侵略者的“民众救国大会”。上千面小太阳旗在双奸们的手里哗哗地挥舞，会场上方的标语竟然写着“新中国万岁”，将铁蹄下正饱受蹂躏的中国称为“新中国”，其寡廉鲜耻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港岛、沪上，一些报纸一夜变色，昨天还疾呼抗日，今天已一言一字均受日本人指使。每星期中，总有几次什么“海军报道会”、“陆军报道会”、“大使馆报道会”，各报社派记者参加，由日本人主持，讲解时事，提供消息。于是，版面上不是“日本飞机生产急速进展”、“日本海军新锐飞机雄姿”等大幅图片，就是“世界人民所以遭此空前芝惨祸，莫不皆由贪婪无厌之英美帝国主义之野心造成”等一类高论。
一位住在上海多年的英国侨民柯林斯，在他日后的一篇回忆录里满是疑惑地写道：
“中国是一个让人难解的国家，它的古老、它的悠久，都说明这个国家有它存在的道理和能力，许多在华外侨都亲眼目睹了中国军人勇敢抗敌的一幕，视死如归，较之西方的军队犹有过之。即使他们的一些童子军，那种爱国的热情也足以让人感动得流泪。但是在这些事迹发生的同时，汉奸的数量也达到可怕、惊人的程度，他们几乎是不受良心谴责，不在乎公众舆论。假如在英国，在西方随便一个国家，这种压力就能把他们压垮，而在这里，他们几乎感受不到这种压力。”(转引自《国共抗战-肃奸记》)
精英也卖国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按照中国的路数，“精英”多“荟萃”于官场，因此比起草根卖国来，“精英”卖国更可怕，亦更彻底。
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为例，17名主要官员中，留学日本的为11人，比例高达3/5强。在“精英”汉奸中，留学日本或在那个象马桶一样狭小的小岛上生活过的人比比皆是。如伪华北临时政府的王克敏、王楫唐、王荫泰、汪时景、周作人。汪伪政权之周佛海、高宗武，淞沪之战之前任职于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主任、有资格参加最高级别的军事会议，因而出卖了我军在长江的江防情报的黄睿…大量接纳培养中国留学生，显然也是日本破解我文化中国的得力手段之一。
在“精英”汉奸里，旧官僚、失意军人也占一定比例。由于北洋政府、旧军阀的垮台与失势，他们都成了过了气的人物，偏偏又不甘于过气，这便转化为对任何权力、哪怕是危险权力的狂热追求。若再有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满，即便是葚双亲从坟墓里站起来拖住他，也拦不位他要走卖国求荣的道路了。典型如周佛海，他一向自命为可经纬天下的干才，一直觊觎能执掌全国的财政大权，可这位置总给宋子文、孔祥熙等皇亲国戚坐着，不让他染指，于是“不以国土待之，当不以国土报之”……..
像原本是“民主斗士”的陈彬这样具有角色的多变性、丰富性的“精英”汉奸，决不在少数：
如汪精卫这样曾谋刺清摄政王被捕入狱时写下“行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倒清干将；
如陈公博、周佛海这样激扬文字的“五四”名将；
如王克敏、梁鸿志这样当时几乎妇孺皆知的民国闻人…
谁能料到，郑孝胥这样的前清巨绅，在当上了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后，亲自操刀写下深得日本军部大加赞赏的“满洲国国歌”：“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自由亲爱并无怨愁。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纵加十倍也得自由…….”
谁能估计，向标榜在书房里“不会诗下酒，岂是文作饭”，自许要向大众传道布施的周作人，一县走出了书房，撑起了伪北大的门头外，1941年11月至1942年11月一年之间，还三次南下，风尘仆仆于徐州、涿县、保定、井陉、彰德、石门一带，“视察”各地治安强化运动开展情况。每到一处，都先去拜见当地日本宪兵队及特务机关，然后慰问陆军医院伤病“勇士”，检阅地方保甲自卫团，视查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发表各种训示…….再马不停蹄地奔往另一处。回京后又接见记者，发表“感怀”。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些“精英”汉奸里，有不少人，包括周佛海、王克敏、周作人、李士群在内，都是明里担当伪职的同时，暗地里又脚踩国民党、共产党两条船。
这些“精英”汉奸们，革命时可以气冲牛斗，卖国时可以妮妮道来。他们一切都可以算计，只要有足够高的红利，哪怕纵火烧了大半生历史的房子，只为是煮熟眼前的几个鸡蛋。
(《100个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9月版胡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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