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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佛教传入龟兹和焉耆的道路和时间

编辑: 路逍遥 关键词: 隋朝历史 来源: 记忆方法网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05年12月06日13:32:37 星期二) , 站内信件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对龟兹的历史,特别是其佛教信仰的历史,做一个极其概括
的描绘,这样对以后的叙述会有极大的好处。不管我讲到什么问题,讲到什么时代,读者
先有一个历史的轮廓,就不至于迷失方向,回顾茫然。
在中国史籍中,龟兹一词最早见于班固《汉书》。关于这一点,请参阅上面第二节:
“中国史籍中有关两地的记载”。在公元前,龟兹国基本上是处在匈奴控制之下的。佛教
传入龟兹,学者们一般都认为早已传入中国内地。公元前某一个时期佛教传入龟兹,从地
理条件上来看,龟兹是丝绸之路北道重镇,处于天竺与中国之间。佛教先传入龟兹,完全
是顺理成章的。公元前101年汉朝政府在取得了对大宛战争胜利之后,统治区域扩大了,
汉朝政府的势力也进入了龟兹。公元前59年,龟兹正式列入汉朝政府行政管辖之内。
自公元一世纪起,龟兹进入白氏王朝统治时期。据《后汉书》和帝永平三年(91年)
,班超破月氏,降服龟兹,废其王尤利多,立龟兹之侍子白霸为王,这似乎就是白氏王朝
的开始。汉安帝延光三年(124年),班勇征服西域,当时的龟兹王是白英。晋武帝太康
年间(280-289年),龟兹王是白山。前秦苻坚大将吕光攻杀之龟兹王是白纯(其妹即鸠
摩罗什之母)。吕光杀白纯而立白震为王。隋大业中(605-616年),遣使入贡之龟兹王
是白苏尼@①。根据我的考证,“白苏尼@①”原文应该是Tottiba或Tontika(吕德斯(
H.hüders):philologica endlia,P606,617)。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薨逝之国王是
白莫bì@②。开元九年(721年)遣使进贡之国王是白孝节。《悟空入竺记》(751-79
0年)中的龟兹国王是白环。总之,一直到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吐蕃攻陷安西,龟兹
的局面大为改观,白氏王朝灭亡,从公元一世纪起,白氏王朝共统治龟兹达七百年之久,
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周代统治时间更多,但分为西周和东周。
公元一世纪时,匈奴西迁,中亚地区出现了一个贵霜王朝,崇信佛教。公元二世纪初
,迦腻色迦在位,大力推行佛教信仰,派人四出传教。此时,佛教早已在龟兹流布。迦腻
色迦使佛教东传的势头加强了,龟兹当必受其影响。
公元三四世纪,龟兹经济繁荣,文化也随之发展。用婆罗谜字母书写的佛经慢慢出现
。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西方所谓探险家来到了中国新疆敦煌一带,挖掘古代遗址,发现
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物,婆罗谜字母书写的吐火罗语A(焉耆语)和B(龟兹语)佛典,内容
繁多,数量极大。对研究古代西域佛教,其中包括龟兹和焉耆佛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公元五世纪时,芮芮和@③哒先后威胁着龟兹。芮芮后因内部分裂,公元六世纪中叶
,为突厥所吞并。@③哒也在差不多同时为突厥人和萨珊波斯人所灭。从此以后,对龟兹
最大的威胁来自突厥人。这个局面到了公元七世纪唐王朝在龟兹设立了安西都护府才告结
束。
到了公元790年,吐蕃崛起,攻陷安西都护府,唐朝势力退出龟兹,此后吐蕃统治了
一百年。吐蕃也信佛教,与龟兹信仰并无矛盾,龟兹佛教得以繁荣昌盛,而白氏王朝则于
焉结束。
公元841年,回鹘汗国发生内乱,回鹘诸部有一部分人来到了龟兹,龟兹于是进入回
鹘化时期。回鹘原来也信佛教,在宗教信仰方面,与龟兹并无矛盾,此后,龟兹曾一度为
西辽所控制,公元13世纪,蒙古势力进入龟兹,差不多同时伊斯兰势力也来到了龟兹。蒙
古人是信仰佛教的。两种宗教势力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到了15世纪,佛教在龟兹终
于完全被伊斯兰所取代,龟兹一千多年的佛教史于此告终。(注:在我所阅读的资料中,
韩翔、朱英荣的《龟兹石窟》,新疆,1990年,2-5页,叙述这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最
能提纲挈领,最为简明扼要。我的叙述基本上根据此书。详细的叙述,可参阅余太山主编
的《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有了上面这一段对龟兹白氏王朝,对龟兹国的历史,特别是对龟兹佛教信仰的叙述,
再来叙述佛教传入两地的问题,以及任何与龟兹国有关的问题,就都有了一个基础,不致
迷失了方向。
现在进入本题,谈佛教传入两地的时间和道路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像表面上看
上去那样简单,它与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有密不可分的关联。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就变得
大了,变得复杂了。两地处于中印两国之间,是佛教入华的重要环节。谈佛教传入两地问
题而不谈佛教入华问题,是不行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我现在在这里毕竟不是写整个的
中国佛教史,因此,对佛教传入中国的问题,只能勾勒一个大体的轮廓。
几乎所有的《中国佛教史》都以佛教的东传为首章。不同的作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根据都是中外典籍。我虽然并没有写过《中国佛教史》,但也写过与佛教东传有关的文
章。我除了根据中外典籍外,还利用了法国学者的研究结论和方法,把中国最早的一些佛
教专名词的汉文音译和意译还原为吐火罗文。(注:伯希和、烈维著,冯承钧译《吐火罗
语考》,中华书局,1957年,41页《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他们列举了许多
字,都是言之有理的。但是,最重要的一个“佛”字,却逃脱了他们的注意力。这个缺憾
由我弥补上了。我于1947年写了一篇论文《浮屠与佛》,阐明了这个字是从吐火罗文译过
来的。汉代一般称“佛”为“浮屠”或“浮图”,我原以为这个字是印度俗语Buddho的音
译,所以我说,佛教是直接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字代表西域少数民族的中介,在中
国出现晚于“浮屠”。四十多年以后,到了1989年,由于得到了新材料,知道“浮屠”不
是来自印度本土的Buddho,而是来自大夏语(Bactrian, Bahtrisch)。于是我又写了一篇
文章《再谈“浮屠”与“佛”》(注:这两篇文章皆收入《季羡林文集》,第七卷。)。
在篇末我列了一个表:



(1) 印度→大夏(大月支)→中国
  buddha→bodo, boddo,boudo→浮屠
(2) 印度→中亚新疆小国→中国
  buddha→but etc.→佛


这个表对佛教流布的过程一目了然。佛教史学者几乎都承认,佛教传出印度西北部第
一大站就是大夏,大夏后来为大月支所征服。大月支遂据其国。中国典籍中关于佛教入华
的说法虽然很多,但皆与大月支有关。(注: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第一部分,第二、三、四章。)这样一来,史实与语言音译完全合拍,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就是事实。我原来的假设:佛教最初是直接从印度传来的,现在不能不修正了,改为佛
教是间接传进来的。
由于我最近十年来没有再写与佛教入华问题有关联的文章,我的上述的观点没有公布
,以致引起个别学人的误会。《龟兹石窟》29-34页,引吴焯先生的文章《从考古遗存看
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引用了我的《浮屠与佛》和《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两篇文章
,发现我的说法有dǐ@④牾之处。他大概没有读到《再谈浮屠与佛》,因而产生了疑虑
。我上面这一长段叙述讲了我的观点之所以转变的过程,可以说是对吴焯先生及其他关心
这个问题的学者们的一个解释。
有了上面这一个背景,再谈佛教传入龟兹和焉耆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说清楚了。
传入道路,比较容易解决。佛教由印度西传至大夏,再由大夏向偏东方向流布,直到
疏勒,然后再向东进向龟兹和焉耆。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佛教传入今天属于新疆的
领域内以后,是先从丝路北道(后中道)的龟兹和焉耆再往东传呢?还是从南道于阗向东
传?根据我上面的叙述,这是佛教间接经过大月支向东传布以后的事情。杨富学在所著《
回鹘之佛教》(注: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10和13页。)中,先说:“在古代印度佛
教东传的过程中,西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于阗是佛教传入我国的第一站,传入时间大
约在公元前80年左右至公元1世纪。”后来又说:“龟兹与佛教的接触相当早,甚至还有
可能早于于阗。”这里似乎有点矛盾。这且不去管它。反正从一些佛教固有名词的音译来
看,龟兹和焉耆语言起了作用,而于阗则没有。我的意见倾向于佛教是通过丝路北道向东
传布的。
至于佛教传入两地的时间,则看法颇不一致。汤用彤先生说:“龟兹之有佛教,不知
始于何时。”(注: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二部分,第十章。)羽田亨认
为:“至于佛教何时起流行于天山南路的西域地方,尚无确证。”(注:《西域文化》,
羽田亨著,耿世民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57页。)羽溪了谛对这个问题做了比较
详尽的论证。他首先谈到《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经中谈到阿育王让与其子法益一部分
领土,龟兹国名亦在其内。如这个说法可靠,则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龟兹与印度必已
渐启其佛教的关系也。”但是,羽溪立即否定了这个事实,说“殆未必然。”他在下面长
篇大论地谈到西域译经僧中有姓白(帛)者,实为龟兹之姓。最终只说:“更自他方面观
察,佛教之传入龟兹,当较中国为早。”始终也没有说出一个具体的时间。(注:《西域
之佛教》,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180-183页。)
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注:《西域通史》,余太山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
996年版。)·第六编·第四章 龟兹,第一节·B“龟兹佛教的初传及其部派渊源”说得
非常明确:“龟兹佛教传入的年代和于阗差不多,总在公元二世纪中,它可能是通过它的
西邻疏勒传入的。”我个人觉得这说得似乎晚了一点。还有一些学者的意见,我不再引用
了。我只想指出,《龟兹石窟》的作者在该书第一篇·第一章·第三节“龟兹佛教的产生
与发展”中,试图确定佛教传入的时间,引用了很多人的看法,可以参考。
总之,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问题是一个异常棘手的问题,语言在这里帮不了忙,考古
发掘工作目前也还无能为力。我们当前所能做到的只能是根据古代典籍,加以比较探讨,
得出一点不十分确切的结论,如此而已。
在当代中外学者的意见中,最让我服膺的还是汤用彤先生的观点。我现在引用他在《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一部分,第四章“汉代佛法之流布”中的两段话:“盖在西汉
文景帝时,佛法早已盛行于印度西北。其教继向中亚传播,自意中事。约在文帝时,月氏
族为匈奴所迫,自中国之西北,向西迁徙。至武帝时已臣服大夏。(中略)佛法之传布于
西域,车及支那,月氏领地实至重要也。”另外一段是:“依上所言,可注意者,盖有三
事。一汉武帝开辟西域,大月氏西侵大夏,均为佛教来华史上重要事件。二大月氏信佛在
西汉时,佛法入华或田彼土。三译经并非始于《四十二章》传法之始当上推至西汉末叶。
”这一点同我在《再谈浮屠与佛》中的结论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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