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蕲水县（今浠水县）下巴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他家学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五岁时即进入私塾学习，十岁到武昌就读于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
1912年，闻一多十三岁时，便以鄂籍复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即清华大学前身）。清华是美丽的，但恰恰是令中国人感到耻辱的庚子赔款办的。民族的遭遇和命运，似乎已注定了他要承受这种煎熬。
在这样的煎熬里，闻一多将自己沉浸在中国的古诗词中，在那里找到了心灵的呼应和慰藉。他在读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时种下了关心百姓疾苦的思想种子；他在品味屈原的冤郁绝望中，感受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责任和豪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远离城中心的清华园还处于平静之中。但是这个平静第二天就被打破了。5月5日清晨，悬挂在食堂门口墙上的一幅手书的岳飞的《满江红》，吸引了清华师生的眼睛。“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手抄这首诗激励清华师生的正是闻一多。
数日后，他与其他同学一起，从清华园徒步入城，发表街头演说，宣传反帝爱国思想。那年5月17日，他在家书中写道：“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
这时的闻一多年仅21岁，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与个人的一切相比，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身处异乡却心系祖国
1922年，闻一多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的行囊里装的还是薄薄的一本杜甫诗集。美国的发达他看在眼里，中国的贫穷和战乱他刻在心里。在家书中，他说：“一个有思想的中国青年，留居美国的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在美国，有的中国同学去理发，却因为是有色人种，门都没进去，告到法院虽然胜诉，可是店老板还是要求中国学生只能偷偷地来理发。毕业典礼上，惯例是男女生成对上前接受毕业文凭，但六个中国男生只能自己结成三对走向讲台，因为没有美国女生愿意和他们站在一起。每每耳闻目睹这些事，闻一多都会痛苦地折断手中的笔。
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知道，很多不堪卒读的话语，都可以用来形容祖国的苦难，但他写下的诗句却是“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有人说：“国家是腐败的，到处丑恶，不值得爱。”闻一多痛心地反驳道：“不对，只要是你的祖国，再丑、再恶，也要爱他。”他常把自己的诗寄给国内的朋友们，也常常提醒道：“不要误会我想的是狭义的家，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
失望之余 潜心象牙塔
国土一再被践踏，自己的人民一再遭杀戮，远在美国的闻一多待不住了。他要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1925年，他提前结束了本该五年的留学生涯，急切地踏上回家的路。然而，“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相继发生，无情地破坏了闻一多救国救民的愿景，他赖以支持自己的信念支柱倾折了。失望之余，他撂下了写诗的笔，搁置起那些热血的文字，寄身于象牙塔，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他甚至希望这古书中有济世救国的良方。
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当时的青岛是一个殖民统治影响相当严重的城市，日本人在此气焰嚣张，为非作歹。曾有青岛大学学生在海滩上无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体鳞伤，日本浪人反把学生送到警察局。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谄笑，一面打电话给校方指责放纵学生。闻一多闻而大怒，一面找校长评理，一面大声疾呼：“中国！中国！你难道亡国了吗？”在闻一多和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下，警方不得不释放学生。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学校乌烟瘴气，闻一多遭受了不少攻击与诽谤，被迫辞职。
在青岛大学受到的伤害和刺激，一时难以抹平。闻一多再次回到了清华园，一方书桌，三尺讲台，小楼庭院，妻儿围绕。可是安逸的生活并没有使闻一多忘记对中国时局的关注，并没有磨灭他爱国的心。
最后一次的讲演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帷幕。一直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闻一多，其人生历程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抗日战争中后期，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笼罩在一片“可怕的冷静”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担负抗战时期中国惟一的对外交通通道的昆明，因这个特殊位置，却处于思想活跃和新意时出的氛围中。在号称“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合大学内，闻一多的声望和影响日益增长，成为民主教授群体中的代表。
1945年11月25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6000余人，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晚会。国民党反动当局动用武力包围校园，施放枪炮，威胁群众，激起广大师生的无比愤慨。次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竟然编造假新闻，诬指这次集会是土匪骚乱。这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昆明市3万学生当天举行总罢课，抗议国民党当局破坏群众集会的罪行。12月1日，国民党当局调动武装特务军警，冲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校园，残酷镇压爱国学生，死4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得知惨案消息后，悲愤至极，他严正指出：“‘一二·一’暴行是太凶残丑恶，卑鄙无耻了！比之于当年的‘三·一八’惨案，凶残的程度更进了一步，这是白色恐怖吗？这是黑色恐怖！”
为扩大这次斗争的影响，当时的中共南方局指示，1946年3月17日举行“一二·一”四烈士出殡游行和公葬仪式。当日，3万人参加游行队伍，游行队伍所经之处，万人空巷，路祭不断。闻一多始终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他在安葬仪式上悲愤地指出：“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凶手们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用血来偿的。”
1946年6月，蒋介石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与此同时，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国统区的法西斯统治，血腥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昆明这座光荣绚丽的城市，又陷入了血雨腥风的恐怖气氛之中。
1946年7月11日夜，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当闻一多于次日清晨五时赶往云大医院时，李公朴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天快亮了吧！”闻一多不相信自己的战友会这样快地死去。他流着热泪，不停地说着：“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
这时的昆明气氛异常紧张，有消息说下一个暗杀对象就是闻一多。许多朋友劝他避一避。但是闻一多却大义凛然地说：“决不能向敌人示弱，如果说李先生一死，我们的工作就停顿了，将何以对死者，何以对人民！”
1946年7月15日上午，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毅然前往参加。出于安全考虑，报告会没有安排他发言。就在李公朴夫人泣不成声地报告先生被害经过时，混入会场的国民党特务乘机捣乱。闻一多见状拍案而起，发表了气壮山河、永垂青史的《最后一次的讲演》。闻一多在讲演中强烈谴责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的罪恶行径是“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
他说：“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他誓言：“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
他向在场的人强调：“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
当天下午，闻一多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民盟为李公朴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那天下午五时许，在返回西仓坡宿舍途中，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多人狙击身亡，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负重伤。
闻一多这个激情的诗人，这个热血的战士，就这样昂首挺胸凛然不屈地迎着“黑暗的淫威”走去。他给我们留下了他最完美最伟大的诗篇。他的热血与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鲜血一起汇入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洪流，染红了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他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响彻云霄的民族正气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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