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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比欧洲其他国家更敏锐地听见了新兴资本主义的号角，在诸如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样的经典著作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新教徒几乎是以修道士精神不懈地追求他们的俗世利益。

本文摘自：《羊城晚报》2016年01月17日第A10版，作者：赵青新，原题为：《帝国的光和阴影》　

“有光的地方必有阴影，一旦英国成了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它的危机将永远隐藏在光亮的另一面。”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教授约翰·达尔文在《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冯宇、任思思译，中信出版社）一书中如此说道。作为帝国史和全球史学者，作者的视野宽广、思路纵横，文笔朴实中略带一种浅淡的自嘲。“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该书的副标题隐隐透露挽歌心境，但作者的专业素养很好地克制了情绪化，通过平实的叙述自然呈现英国的扩张史，还原帝国的构建过程。

这一过程需要细细地审视，将英国重新放置到当时的世界环境之中，将历史的每一个侧面重新分解为许多细节，通过显微镜式的细致观察和剖析，了解英国与其他地区的接触交流，融合与冲突，对话与战争，贸易与纷争，宗教传播与文化抵抗，从最初到达至站稳脚跟，从确立统治到秩序瓦解，英国向全球推进的每一步，对英国本身、对整个世界、对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造成了很大影响。

“帝国”这一概念在政治学上并没有明确的解释，通常伴随着领土野心。英国实现这种领土野心的方式是多渠道、多样化的。通过战争让不太情愿的北爱尔兰并入英国版图，通过自治殖民地形式与北美、澳大利亚、印度等形成宗主联系，此外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萤火虫”增加了大英帝国的光芒。驱逐原住民，镇压叛乱，利用当地人建立傀儡统治，与其他列强争夺控制权，殖民统治充满了血腥与暴力，让整个世界千疮百孔，即便钉子拔除了，空洞却久久无法填补。比如，二次大战之后，英国被迫撤出了对印度的统治，但“蒙巴顿方案”将印度“分而治之”，毫无疑问加剧了印度半岛动荡不安的局势。

殖民掠夺为帝国兴盛提供了巨额财富，但除此之外，还需要挖掘一些其他东西。沃尔特·米德在《上帝与黄金》中说道：“帝国的缺点总是必须先征服各个国家，然后控制它们；秩序的优点是人们自由选择是否归属。秩序或是帝国，它不仅仅是地盘。它是贸易线路、市场份额、金融市场和关系。”与米德对自由贸易的重视如出一辙，本书作者说，大英帝国的构建过程是由私营企业家而不是国家或“国王”完成的。个体帝国主义者向伦敦政府要求“特许证”，英国政府借用这种方式获得经济收入、控制贸易，并将自身的统治扩展到他们建立的海外帝国。一方获得保护，一方抽取佣金，互惠买卖是一笔划算的生意，这种“特许加盟”的方式具有浓厚的商业意味，甚至超过了它的政治意义。东印度公司代替英国政府担起了印度殖民统治的政治职责，英国深深地植根在以自由贸易网络搭建起来的全球体系之中，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本书花了很多笔墨描述东印度公司，厘清东印度公司的地位，尤其是它在近代世界史上扮演的角色，对于理解英国的殖民体系极其重要。

作者说，“英国人之所以能够建立一个世界帝国是因为他们比对手更充分地利用了全球连通性的机会。”英国在大航海时代并没有抢到先手，但是，西班牙、荷兰是吃得过饱消化不良的“胖子”，德国尚未从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中恢复过来，法国则陷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漩涡里。当欧洲大部分地区放慢步伐的时候，英国加快了工业革命的进程，英国的地缘政治声望迅速增强，一跃而成为世界秩序主导者。很显然，英国比欧洲其他国家更敏锐地听见了新兴资本主义的号角，在诸如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样的经典著作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新教徒几乎是以修道士精神不懈地追求他们的俗世利益，英国大部分人都信奉新教，通过本书作者的叙述，我们更具体地看到了英国人，特别是英国移民如何将这种精神带往世界各地，通过建立一个个连接点塑造了他们的帝国。

作者评价，英国在利用和扩张的全球关系中能够使用的最有力的王牌就是它的适应性。这一点的确值得我们学习。英国在近代历史发展的许多关键时刻，几乎每一趟“车”它都及时赶上了，并且一度成为了“领头羊”。虽然到了20世纪，随着情况的变化，大不列颠的帝国光辉渐趋黯淡，但是，光与影，剑与犁，枪炮与玫瑰，都是英国书写的历史。“致最后且最大的帝国，致只铺开了一半的地图。”吉卜林的诗歌，可以作为大英帝国逝去的绝唱。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5030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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