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二十二年以前的百官俸钱数额，没有完整的记载。据《秘书监志》保留的片断资料，我们知道至元十年（1273）时，秘书监（从三品）俸100两（中统钞，下同），少监（正五品）75两，令史17两，典书、奏差10两。《南台备要》记录了至元十四年南行台诸官吏俸钱数：

按同品级比较，至元十四年比十年有所增加。这主要是因中统钞贬值、物价上涨的缘故。

至元十七年，权停百官俸，实施调整。至元十八年，复颁中外官吏俸。由于小吏俸微，物价上涨首先对他们的生活构成威胁。至元二十年，中书省提请给他们加俸，奉旨议定：“省、院、台、部等衙门见勾当令史、蒙古必?赤、通事、译史、知印、宣使、奏差、典史、祗侯人等俸给，依准所拟，自至元二十年七月为始，先行支付。”俸钱的增幅为百分之五十；而“各衙门官员元定见支各各俸例，仍斟酌所掌事务繁简，另行定拟。”到至元二十一年六月，宣布“增官吏俸，以十分为率，不及一锭者量增五分”在给官吏调整俸禄的基础上，至元二十二年，元朝政府重新颁布百官俸禄，其办法是“视职为差，事大者依上例，事小者依中例”，兹将九品职官俸额制表如下（见下页，俸额单位为中统钞两）。

江南诸路站官的俸禄是至元二十三年确定的，规定“于有根脚，曾历仕入流北人年选取提领一员，每月俸一十两”。至元三十一年，江浙行省规定在鼠耗分例中撮一升，以养赡仓官。

至元二十四年，江浙行省确定了各级教官的俸禄，数额如下表：

至元二十九年，正式定各地儒学教授俸，其中“除江淮等处已有学粮去处，不须支俸外”，“各路每员月支一十二两，散府每员支一十一两，上州每员支一十一两，中州每员支一十两”。

在确定诸官俸禄的同时，物价也在飞速增长。桑哥为改变这种状况，于至元二十四年发行至元钞。此后，物价腾飞虽基本平抑，仍然持续增长。如至元二十八年上都米价比中统初上涨了二十倍。故赵孟?说：“始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分廿余年间，轻重相去数十倍。”赵氏之语虽为夸大之辞，然较之米价，知其不为虚妄。

物价上涨降低了官吏的生活水平，对此，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谕中书议增中外官吏俸”。同年十二月，中书省臣又言：“中外官吏俸少，似宜量添，可令江南依宋时诸名征赋尽增之。”（《元史·世祖纪四》）但未见实施。成宗即位后，罄世祖所储大加赏赐，直接引起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如大德三年，河北道官定粟价比中统初上涨了五点七至八点九倍，张孔孙、杨桓、何玮、阎复等人纷纷上书，要求给官吏增加俸禄。于是，从大德三年开始给小吏添给俸米，其中“廉访司、转运司司吏、通译史，俸钞依旧例支给，每月添米一石。典差、典史验俸依例给米。总管府司吏、通译史、下州吏目，拟支月俸中统钞八两、米六斗。散府诸州司吏、县典史，月俸中统钞七两、米七斗。诸县录事司、巡检司司吏，月俸中统钞六两、米六斗。仰各处官吏，自大德三年（1299）正月为始，按月依例支给。各路司、县司、狱典俸米，与亲民司县司吏同”。

从大德六年开始，政府又希图以增发钞币的办法来弥补财政上的亏空，于是，从大德七年起，物价在元贞、大德初的基础上迅速上涨。即便是折钞支给俸米的优惠价格也达到了每石二十五两，为中统初期的十二点五倍。在米价较低的山东章丘县，每石米的价格也比至元十九年上涨了一点九至二点一倍。物价在飞涨，但绝大部分官吏的俸禄并没有增加，他们靠日益贬值的俸钞实在难以维持生计。因此、大德七年三月，元廷才不得不增加官吏的俸禄，规定“内外官吏，俸一十两以下人员，依大德三年添支小吏俸米例，一两给米一斗；十两以上至二十五两，每员支米一石；余上之数，每俸一两为米一升，扣算给付。……上都、大同、隆兴、甘肃各省不系产米去处，每员拟支中统钞二十五两，价贱者，从实开坐各各分例”。官吏月俸三锭以上的，不给俸米。至大元年（1308）十一月，元廷宣布“增官吏俸，以至元钞依中统钞数给之，止其禄米”（《元史·武宗纪一》）。从至大三年正月开始元廷在汰冗官、省俸金的同时，肯定至大元年颁布的俸禄政策，将官吏俸钞改支至元钞（按：至元钞一两等于中统钞五两），并采纳郑介夫的建议，将职田拘收入官。其具体办法是：“随朝衙门官员并军官每，如今见请的俸钱内减了加五，改换与至元钞，住支俸米。外任有职田的官员，三品的每年与禄米一百石，四品的六十石，五品的五十石，六品的四十五石，七品以下的四十石，俸钱改支至元钞，将职田拘收入官；又，外任宣使、军官、杂职等官俸钱，十分中减去七分，余上七分改支至元钞两；随朝衙门、行省、宣慰司的吏员，俸钱减去加五，其余钞数与至元钞，十两以下每月与俸米五斗；外任行的小吏每的俸钱，依数改作至元钞，俸米依旧与。”

由于“拘田支米”之制损害了外任民职官吏的利益，遭到了诸臣的强烈反对，仁宗即位之初，即诏“外任职官，公田俸钞，并复旧制”。皇庆二年，重申了这一原则，并加以补充，规定“合得职田官员全无职田的，改支至元钞；宣慰司、军官、杂职并诸司吏员人等，自文字到日，依先例改支至元钞”。

废除“拘田支米”之制稳定了有职田官员的经济收入；但在俸钞不断贬值的情形下，完全以俸钱为生的官员，他们的生活就变得日益窘迫了。对此，元朝政府不得不给这批官吏一部分实物俸，即米粟，以减轻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冲击，延?三年规定：“外官无职田者量给麦粟。”（《元史·食货志四》）延?七年，“又命随朝官吏俸以十分为率，给米三分”（《元史·食货志四》）。观《秘书监志》对秘书监官员俸禄的记载，可知除奏差、典书、祗候俸钱太少，无法折粟外，其他官吏皆以十分之三的比率折了俸。

从至治元年到后至元二年，官吏的俸禄没有变化。《元史·食货志》所载“内外官俸数”反映至顺年间的俸额，其实就是延?七年时在至大三年所定俸额基础上，三分（30％）折俸支米的俸数。后至元元年，因“官吏并勾当里行的人每，日月俸米不敷”，遂令守朝衙门官吏“人等合得俸米，每石折钞十五两，将减了的价钱米钞相并支付”。至此，官吏折米之俸已上升至百分之三十七左右。在对朝内官吏折俸支米后，政府于至正元年开始给行省、行台、宣慰司等无职田官吏添给俸米，规定“一品者十石，二品者八石，三品者六石，四品五品者四石，六品以下二石，于在官粮内支给；无粮去处，每石折中统钞二十五贯”。

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攻占金陵后，海运完全停止，北方米价急骤上升。在山东莒城至正十八年大饥，斗米值金一斤。至正十九年京师大饥，米每石值银六百余两。至正末年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其时，官吏除很少的一点俸米外，俸钞如同废纸。随着元朝的灭亡，元代的俸禄制也土崩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