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我能想到的最重要的三个关键点是：公元前1046年牧野之战;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和1840年鸦片战争。在牧野之战中，陕西的周部落灭亡了商朝，建立了周朝。我把它说成中国历史三大爆发点之一，可能有人会觉得夸张：“这货写到哪段就说哪段重要!”但这话也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王国维先生在《观堂集林》里也说过：“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商朝和周朝很不一样。我们看周朝的时候，能清晰辨认出传统文明的特色。但是看商朝，绝没有这样的感觉。周朝是中国史的一个崭新起点。中国传统文明里的一些核心概念，比如“忠”“孝”“德”“礼制”，都是在周朝才真正成型的。在政治上，周朝设计了一种封建+宗法的架构体系，对后世政治制度影响尤为深远。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牧野之战标志着中国古典文明的开始。这场战争如此重要，参战的周军却少得可怜。《尚书》记载，周武王带着三百辆战车，三百名虎贲参战。后来孟子觉得三百人少了，怀疑是抄写错误，改成了三千虎贲。这个改动还是合理的，因为按照惯例，一辆战车大致应该配十个战士。那么说起来，周武王投入战斗的主力军就是：三百辆战车，几千战士。

　　大家写来写去，最后轮到司马迁。司马迁是个顶级史家，但他有个毛病：贪多喜功，迷恋大数字。所以他写牧野之战的时候，出手豪阔，在“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后面又有整有零地加上“甲士四万五千人”。反正四万五千人也不用司马迁养活，他就很大方给周武王派去了一支生力军。但是这四万五千人其实要不得。现代历史学家仔细考证周部落的人口，认为周武王治下的子民，男女老少加在一起，也就是在5万~10万之间。他哪来的“甲士四万五千人”?当时真正的情况很可能是：几千人围着几百辆车，站在一个叫牧野的平原上，准备推翻了一个有六百年历史的王朝。一个叫姬发的人在大喊大叫，给他们打气。一个叫姜尚的人站在战车里，阴险地策划进攻。

　　在他们对面，是一个据说坏得淌水的人——殷纣王。说起来，殷纣王简直坏的离奇。他的太太妲己也和他一样坏。翻遍中国历史，找不出比他们俩更坏的一对夫妻。他们简直是禽兽中的比翼鸟，恶棍中的双截棍。要是把他们的坏事一一列举出来，能凑够好几篇专栏文章。但是纣王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坏。他变坏有个过程。比如，出兵前周武王特地召开动员大会，声讨殷纣王。但在大会上，周武王也没列出什么像样的罪状，说的相当含糊，重点渲染的是纣王听女人的话、不重用亲戚、祭祀活动搞得不频繁。(见《尚书·牧誓》)光靠这些罪状，很难勾勒出一个暴君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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