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男性之间也有一个人可以被称做“天生尤物”的话，这个人应该就是梅兰芳！

　　兰芳的名字不用说将来是与中国的历史同垂不朽了。但他之所以能名垂史册，不是因为他贵为今日的“人大代表”；也不是因为他曾经立过什么“功”，什么“德”足以造福人群，而是因为他能以男人扮演女人的成功！

　　一个曾经看过梅剧的苏联剧作家问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用个男人来扮演女人呢？”颜说：“如果以女人来扮演女人，那还算什么稀奇呢？”

　　兰芳现在是名满全球了！但是老实说西方人之欣赏梅剧，恐怕多少要受几分好奇心的驱使。可是我们看惯了“男人扮演女人”的几万万中国人和日本人，为什么又对他疯狂地爱慕呢？这分明不是因为他“稀奇”；而是因为他“更别有击人心处！”

　　兰芳才四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十年之后母亲又死了。他既无兄弟，又无姐妹，所以一小便孤苦伶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世上的天伦乐事，有好些趣味，我是从未领略过的。”

　　幸好他还有个祖母。她悯其孤苦，躬亲抚养，至于成立。另外还有个“胡琴圣手”的伯父。兰芳七岁时便开始学戏。他那驰名的《玉堂春》就是他伯父教的。所以兰芳未到十岁就会唱“十六岁开怀是那王”了。

　　他们梅家在满清咸同年间在北京便很有声名。所谓“所操至贱，享名独优”。兰芳的祖父梅巧玲身躯长得细腻洁白，肥硕丰满而善于忸怩。所以当时便以演*的戏出名。在《渡银河》一剧里演杨太真，能使全场春意盎然。而在《盘丝洞》里饰那和猪八戒*的蜘蛛精，**，尤其淫冶动人。

　　一个曾看过巧玲戏的人说：“《盘丝洞》一剧，以梅巧玲最擅长……他人不敢演也。盖是剧作露体装，非雪白丰肌，不能肖耳。”

　　梅家之入京，当始于巧玲，至于他的祖籍何处则殊无定论。《梨园轶闻》的著者许九野说：“梅胖子，名巧玲，字慧仙，扬州人。”此说殊不可靠。因为扬州是烟花旧地。中国古代诗人羡慕“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又说：“人生只合扬州死。”所以自古以来中国的名伶名妓都说自己是扬州人。

　　五四运动时代，北平学人则说梅是胡适之先生和陈独秀先生的同乡——安徽安庆人，不知何所本。

　　萝摩庵老人的《怀芳记》和齐如山编的《梨园影事》则说梅家是祖籍江苏泰州。此说似稍可信。盖维扬产的艺人，都概括地说他们自己是扬州人，故有是扬州人之传说。至于安徽人一说显系无稽之谈。惟不管三种说法之真实性如何，而梅氏原为南方人则似无可疑之处。

　　满清时之南伶北上实始于清乾隆帝之南巡。清高宗之南巡主要目的是为征逐声色的。所以回銮时曾违背了“祖宗家法”携回大批江南佳丽，并选了大批江南俊秀儿童带回北京预备训练作御用伶官。这些儿童同时也就被列入乐籍。

　　清人罗瘿庵在他的《鞠部丛谭》内说：“南府伶官多江苏人，盖南巡时供奉子弟，挈以还京，置之宫侧，号南府子弟，皆挈眷居焉。其时江苏岁选年少貌美者进之。嘉庆后渐选安徽人皆纳之南府。道光后南府皆居太监，伶人乃不得挈眷矣。”艺南生的《侧帽余谭》则说：“若辈向系苏扬小民从粮艘载至者。嗣后近畿一带尝苦饥旱，贫乏之家有自愿鬻其子弟入乐籍者；有为老优买绝任其携去教导者。”

　　至于巧玲本人是否亦以此种方式去北京的则不可考矣。巧玲在髫年时艳名即遐迩皆知。其时亦常入内庭供奉。这“天子亲呼胖巧玲”的花旦，在咸丰初年即已是捧客们征逐的对象。

　　不过这时正是昆曲已衰，皮黄未兴的时候。加以北方外患方亟，南方的太平军正虎据长江之时，以故北京戏业不振，伶人的生活还很清苦。那时北京的戏票每张只卖铜钱几百文，约合后来十来个铜元。此种情形至光绪初年还是如此。所以他们那时所最看中的生意经，便是到达官贵人们家里去演堂戏。但以巧玲之红，每回堂戏的收入亦不过十两银子，比起他孙儿和谭鑫培等在洪宪王朝时所演五百银元一夕之堂戏，真有霄壤之别。

　　再者在帝王时代的中国，三千年来一向是“娼优”并列的。乐籍是中国阶级社会中的最下级品流，与外界是不通婚嫁的。《鞠部丛谭》中说：“凡名伶无不有几重姻戚；盖昔时界限甚严，伶界不能与外界结姻。”兰芳的岳父王佩仙便也是个名伶。佩仙的五个女儿也分别地嫁了五个出名的戏子。

　　在那种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考究出身非常严格的社会里，他们梅家便世世代代做着优伶。但是在那个时代，做个伶人也着实不易。他要应付当朝权贵；他要敷衍地方上的恶势力；还要浓妆艳抹地去为捧客们征歌侑酒。据说梅巧玲还有几分侠气，每不惜巨金去救济那些为他捧场的寒士。所以他虽然做了四喜部头，也往往入不敷出。所以当他于光绪八年病死的时候，遗产所余也很有限。

　　巧玲有两个儿子，乳名叫做大琐二琐。大琐名叫竹芬，后改名雨田；二琐名叫肖芬。他两人也继承父业习青衣花衫。大琐年少时粉抹登场也还楚楚可人。《宣南零梦录》的作者粤人沈南野当时在北京做豪客，“曾招之侑酒”说他：“既至则敛襟默作，沉静端庄类大家闺秀，肥白如瓠，双靥红润若傅脂粉，同人拟以‘荷露粉垂，杏花烟润’八字。谓其神似薛宝钗也。”这位薛宝钗式的大琐就是兰芳的伯父，后来他也因“倒嗓”不能再唱，而改行为琴师。

　　至于二琐则一直是默默无闻，未见有人捧他，未及壮年，便夭折了，而兰芳就是二琐的儿子。所以他不但少孤，而且家境也非常贫寒。

　　但是兰芳一小便绝顶聪明，更生得明眸皓齿，皮肤细腻白皙，指细腰纤，真是浑身上下，玉润珠圆。而最奇怪的是他自小便生得一副谦和脆弱的气质，柔和得像一个最柔和的多愁善感的少女。再配上一副清和润朗的嗓音，使他除性别之外，便是个百分之百的姣好的少女。当时人说他是“以文秀可怜之色，发宽柔娇婉之音”。所以他自十二岁取用艺名兰芳——他原学名梅澜，字浣华——在北京登台以后，一鸣惊人，不期年便捧客盈千。

　　须知当时北京的优伶，没有人“捧”是永远不能成名的。在那千万个捧客之中，最重要的还要“豪客”。

　　至于豪客在当时的北京是所在皆是的。那儿有的是王公贵人，贝勒公子；有的是腰缠十万想到北京“捐”个知府道尹的地主富商；有的是进京会试想谋个一官半职的各方名士和新举人；有的是卸职还京，在习礼三月等候便衣殿召见的封疆大员。他们都是有钱有势的有闲阶级。客居无聊，便去包*，捧戏子。

　　清季京师禁女伶(北京有女伶系庚子以后事)，唱青衣花衫的都是些面目姣好的优童。这种雏伶本曰“像姑”言其貌似好女子也。后来被讹呼为“相公”。日久成习“相公”一词遂为他们所专有，公子哥儿们反而不敢用了。兰芳便是当时百十个“像姑”之一。

　　这些像姑们当然每个人都想拥有千百个豪客，借他们的财势，将来好变为红脚。贱日岂殊众，我们没有理由能把这时的兰芳和他们分开。

　　但是应付这些豪客也绝非易事。他们除在园子里听戏之外，还要这些童伶们去“侑酒”去“问安”。侑酒的方式有剧妆侧侍的，也有卸妆杂座的。在这种场合下，酒酣耳热，猥亵的行为在所不免。清人笔记所载比比皆是。

　　《越缦堂菊话》的作者李慈铭便感慨地说：“其惑者至于偏征断袖，不择艾?，妍媸互济，雌雄莫辨。”这位李君并痛骂那“布政使”、“学差”者流的荒淫无耻。

　　清季恒以男伶和女妓同列。而女妓则无男伶的身价高。因为这些豪客们有的是美人充下陈，无啥稀奇。何况女妓们多有色无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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