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为什么要杀单雄信?

　　本书以第一人称的笔记手法，生动再现了唐太宗的领导艺术及其政治手腕，还原了历史本相。李世民登基后，放过了为兄长出谋划策的党羽，收编过来，为我所用，顺利化解了流血政变后的不稳定因素。

　　唐太宗最厉害的治官手法是折腾官员，让他们按本身的需要成长，贞观盛世的一大批名臣：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尉迟恭、李靖等在唐太宗的麾下服服帖帖，任他驱使，哪怕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足见唐太宗治官之道的博大精深。

　　为了平衡制约朝中的三大集团——关陇集团、山东集团和江南文士集团，李世民挑起了“《氏族志》事件”。

　　我给了你这么多时间和信任，你最后弄出来的，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吗?我一把将《氏族志》掷在地上。要问我为何如此震怒，原因是在这部《氏族志》草稿中，山东士族之冠崔民干赫然列为第一等。

　　崔民干这个人，曾于武德元年担任黄门侍郎，讨伐过宇文化及的叛乱。虽然他曾在那次战争中显露出一定的谋略，但在能人异士辈出的乱世之中，这点本事实在平庸得很，故而后来其职务也一直没有得到提拔擢升，始终停留在正四品的黄门侍郎一职上。就是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正四品小官，竟然越过功勋故旧，堂而皇之地与皇族贵戚并列，大张旗鼓地排在了《氏族志》的首位。

　　我踱到高士廉面前，看了他半晌，质问道：“我平定天下，四海一家。凡是在朝为官的国家重臣，都是功勋卓著之人。或者以忠孝闻名天下，或者学识渊博。这才把大家提拔到三品以上的高官位置。可我看你们当中很多人还是削尖脑袋要去攀附旧士族结为姻亲，甚至不惜拿出大笔金钱作为聘礼，就算是这样，还依然被人家轻薄鄙视，这又何苦呢?我现在让你们编撰《氏族志》，正是想要将当朝文武重臣列为上等，代代受人尊崇。可你们竟然把一个才微德薄的崔民干列为上等，你要做何解释?”叹了口气，我怕这个书呆子又会错意，继续开导他：“从现在起，我不管这些人几代以前的家世如何，只以今天的官品才能作为等级依据，直至永远!”

　　既然以尚官为尊，那《氏族志》里的众多姓氏可就要重新站队了。第一等自然以皇族为尊，第二等的好座次自然要留给外戚。第三等，则是为当时朝中历任宰相公卿预备的。要在这里有个一席之地，至少也得是三品以上的高官显爵才行。

　　不过，把可怜的崔民干往哪里放呢?我考虑再三，还是把这个郁郁不得志的黄门侍郎拈了起来，放在朝廷三品以上大员才有资格的第三等门阀士族之中。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氏族志》也就必须要妥协。旧有的门第观念自魏晋以来，传承数百年之久。其影响力巨大，即使是我，也没有办法在一朝一夕之间推倒重来。

　　贞观十二年春，这部全国瞩目的《氏族志》终于最后定稿。自此以后，用官爵来排列门第等级，打破了以往纯粹以郡望作为门第凭借的老传统。它看起来不过是我那赫赫文治武功中的一项无足轻重的点缀，实际上，有了这个东西，朝野中潜在的政治力量对比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皇室和中央官员的威信自此也大大提高，这和我开科取士、设弘文馆一样，成为我化解、平衡各方掣肘势力的撒手锏之一。

　　大唐创业之初，基本上是靠三种人的群策群力，才得以削平群雄、一统天下的。第一种人，自然是李家的亲属外戚。当年我兄弟数人皆曾独当一面，这就不用说了。此外还有李神通、李孝基、柴绍等人，也都是统兵在外的大员。第二种人，襄赞起兵的文臣谋士。刘文静、房玄龄、杜如晦等均属此列。第三种人，则是在沙场上出生入死、冲锋陷阵的领兵大将。李靖、李世?、屈突通、尉迟恭等人便是个中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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