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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是中共高层少数几位通晓诗词与书法的领导人。他对毛泽东诗词及其墨迹的种种做派，将政治权谋与艺术欣赏结合得天衣无缝——仿佛是诗家的艺术共鸣，其实乃权臣的机巧逢迎。

康生 资料图

本文摘自：《安徽日报农村版》2015年05月22第11版，作者：佚名，原题：康生借力毛泽东诗词扶摇直上

康生借力毛泽东诗词扶摇直上

康生是中共高层少数几位通晓诗词与书法的领导人。他对毛泽东诗词及其墨迹的种种做派，将政治权谋与艺术欣赏结合得天衣无缝——仿佛是诗家的艺术共鸣，其实乃权臣的机巧逢迎。

“社会主义文坛一大胜事”

目前所能见到的康生关于毛泽东诗词及其墨迹的最初的文字，可能是这样一则题记（原文无标点，为编辑所加）：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晨八时毛泽东同志寝室开会，见案头有宣纸三叠，墨迹犹新。展视之，乃泽东同志近书词稿三首……今经手书，尤为珍贵，真可谓光腾万丈，笔扫千军矣。自思如能请而得之，加以装潢，传之后世，诚社会主义文坛一大胜事也。会议十二时毕，我乃持此三稿，向泽东同志请曰：“我甚爱此，可否惠我？”泽东接稿，熟视后说：“三词尚未定稿，先拿去看看吧。”我既获许，快甚，持之急出，顿觉中南海之晚秋景色，真“胜似春光”矣。

也许有人会以为这不供发表的题记，只是表达康生的内心感受而已。其实不然。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作于这年六七月的《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在与会者中传抄。9月1日，毛泽东致信《诗刊》主编臧克家，寄去这两首七律，“如以为可，可上诗刊”，其动因在批判彭德怀：“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康生对这些内情全然知晓。这则写于1959年10月下旬的题记，将毛泽东书写自作诗词视为“社会主义文坛一大胜事”，正是这一背景下鼓吹个人崇拜的情势使然。

主持毛泽东诗词出版讨论会

1960年代开始，毛泽东将注意力转向“反修”，康生被委以重任，在钓鱼台主持撰写“反修”檄文。毛泽东则以赋诗填词来表达政治家的诉求，从而形成继创作长征诗词之后的第二个创作高峰。通晓诗词的康生此时虽看似“述而不作”，实则颇受倚重。

1961年10月下旬，郭沫若在观看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赋七律一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毛泽东于11月17日写“一从大地起风雷”的唱和之作。次年1月6日，郭沫若在广州读到康生抄示的和作。毛泽东在唱和相隔整整50天之后，方经由康生抄示郭沫若，可以想见，康生对毛泽东借助一出戏和一首诗来做“反修”大文章的意图十分明了。毛泽东后来曾公开表示：“郭沫若原诗针对唐僧，应针对白骨精。唐僧是不觉悟的人，被欺骗了。我的和诗是驳郭老的。”得到康生的抄示，郭沫若当天即以毛诗原韵再唱和，以“僧受折磨知悔恨”的诗句表示完全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并请康生转呈毛泽东。1月12日，毛泽东亲笔致信康生，内中一段是：“八日惠书收到，极高兴。请告郭沫若同志，他的和诗好……”遗憾的是，康生的信未见披露，故无法知晓他在信中说了哪些令毛泽东“极高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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