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里湾的碎片日本福冈县被认为极有可能是蒙古和日本交战的地方。从地理位置上来讲,福冈位于日本九州岛西北部,到中国和朝鲜半岛都非常近,其与汉城和上海的直线距离甚至比到东京的距离还短,历来被称为日本的“亚洲门户”,也算得上是极佳的登陆点。蒙古舰队是否沉没在福冈附近海域?东京大学的海洋工程学教授茂在寅男(Torao Mozai)曾与参加“神风特攻队”的士兵一起服役,非常了解“神风”传说在日本军营中的影响力。然而,茂在教授始终不相信是所谓的“神风”拯救了他的国家,并在退休后极力追查传说背后的历史真相。他从1978年开始在福冈附近海域寻找蒙古舰队。遍寻不获之后,他听说长崎县鹰岛的渔民经常从伊万里湾捞出古怪的东西,于是将阵地转移到了伊万里湾。鹰岛位于长崎西北部,岛上渔民祖祖辈辈都在南部的伊万里湾打鱼,但令他们头痛的是鱼网总是从海底捞出碎陶片,常常划破鱼网。1974年的一个清晨,渔夫向江国一(Kuniichi Mukae)在海边沙子里挖出了一个生满铜锈的铜块,上面刻着古怪的文字。向江国一不知道自己捡到了什么,他把这块金属带回家,扔进了工具箱。1980年,茂在寅男来到伊万里湾寻找古物。消息传开,向江国一想起自己几年前捡来的铜块,他回家翻出工具箱找到那块方形的金属,交给了茂在寅男。很快,这块金属被鉴定为一枚铸造于至元十四年(1277年)的铜印,上面刻着蒙古人独创的八思巴文,属于蒙古军队中的一名千夫长。从接到铜印那一刻起,茂在寅男就相信自己找到了忽必烈大汗舰队可能藏身的大概位置:鹰岛。茂在寅男用声纳探测了整个伊万里湾的海底,发现海湾里存在着一连串的声纳异常,但最终没有发现沉船或其它大型残骸。除此之外,茂在教授找到了大量的文物,包括刀剑、陶瓷、箭头等,虽然没有确证此地即为忽必烈舰队的沉没之地,但他为日本新生代的考古学家指明了方向,其中便包括林田宪三(Kenzo Hayashida)。林田宪三1981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考古学硕士学位,此后回到日本并选择了水下考古为自己的发展方向,他的目标也是寻找忽必烈“消失的舰队”。正当林田宪三对从哪里开始寻找大汗的舰队一筹莫展之际,鹰岛铜印的消息传来,林田宪三也有了方向。1994年,他成为九州·冲绳水下考古学协会会长,组织了一支由潜水员、考古学家、海洋学家等多学科专家组成的考古队,在伊万里湾进行保护性发掘工作,从10月中旬开始,为期两个月。针对蒙古舰队存在证据始终缺失的情况,林田宪三决定从寻找大型船舶存在的证据入手,首先确定海底声纳异常是地形的自然起伏还是舰队的残骸。潜水点离海岸只有一百多米,林田和其他潜水员乘快艇来到指定位置。他们要找寻的谜沉睡在十多米深的海底,覆盖在一米厚的淤泥之下,已被掩埋了七个世纪。考古队在一点五米厚的淤泥下找到一个巨大的木质结构物体——一个超过一人高的木锚。林田宪三迅速将之转移到实验室,浸泡在高浓度的糖水中,并进一步分析木锚的来源。根据木锚的尺寸,可以确定其来自于大型的远洋船只,但它是否是就来自1281年征讨日本的蒙古舰队呢?研究人员从木锚里提取了花粉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制造木锚的材料是产自中国的红栎木;C14测年表明木锚所用木料距今770±90年,即树木生长于1134-1214年这个时间段里,而蒙古舰队侵日发生在这个时间范围的右侧,时间上基本吻合;同时,木锚中镶嵌的花岗岩成分与中国福建的花岗岩成分完全一样。1994年调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这次调查中,林田宪三的团队一共找到了三个巨大的木锚,其中两个镶嵌有花岗岩。在九州·冲绳水下考古学协会接下来组织的几次调查中,林田宪三的团队又相继发现了七个同样的木锚,这说明他们找到的是一支舰队。而根据木锚倒向海岸排列的特点,专家断定船身应该沉没在木锚和海岸之间。随着清理海底淤泥工作的深入,潜水员打捞出了几千块破碎的船板,还有蒙古士兵的头盔、刀、剑、箭头、士兵的遗骸甚至还有世界上最早的“炮弹”。林田宪三最终找到了忽必烈大汗征日霸业的梦碎之地。
然而,这些都还不是让十万人客死他乡的真正凶手,更可怕的事实还在伊万里湾的海底。2005年,九州·冲绳水下考古学协会再次组织了伊万里湾调查。这一次,林田宪三找到了一块刻有汉字的漆片,从残片上能够辨认出“元年殿司修检视讫官”的字样。“殿司”是宋朝官署“殿前都指挥使司”的简称,南宋末期的殿司管辖了国家水军的主力,范文虎正是以殿前副都指挥使的身份带领南宋残余的水师投降蒙古人的。林田找到的这块漆片表明忽必烈大汗的舰队中有南宋投降过来的舰船,而这些船大部分都是河船,相较于远洋船只,河船平底且没有龙骨,吃水较浅,不能够抵御大的风浪,并不是能够跨海作战的远洋舰队。林田宪三重新检视了打捞上来的数千块舰船残骸,结果表明它们没有一块属于有龙骨的远洋船只。再回头考之于史料,或许可以得到解释:当忽必烈在1279年下令泉州等地建造战船备战后,他仍然希望日本能够和平地臣服于自己,而不至于再度劳师动众,因此准许范文虎在八月再次派人跟随日本僧侣去日本,“期以来年四月还报,待其从否,始宜进兵”。然而,1280年2月,日本处死国使杜世忠等人的消息就传回国内,断绝了忽必烈想让日本和平臣服的念头;8月,战争机器就开始加速运转起来,帝国各地的粮草开始向东南汇聚,沿海港口船坞的灯火彻夜通明。准备一支庞大的舰队显然需要时间,然而,仅仅过了五个月,忽必烈就等不及了。至元十八年正月,忽必烈召集阿剌罕、范文虎等到大都商议征讨日本,江南军的准备也加快了步伐。然而,当忽必烈在1279年发出建造军舰的敕令逾两年时,福建省左丞蒲寿庚向大汗报告说:“诏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五十,民实艰苦。”由此可见,要在一年时间内组建一支三千五百艘军舰的庞大舰队,实在是好高骛远。于是,在忽必烈大汗的再三催促下,船坞里的材料在匆忙中准备、严格的工序被精简;范文虎四处召集张世杰的旧部从军,并“简阅旧战船以充用”,终于拼凑出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只不过这些舰船绝大多数都是没有龙骨、无法抵抗风浪的内陆河船而已。林田宪三终于解开了忽必烈大汗的舰队覆灭的谜底:这支貌似强大的舰队,从入海那一刻起就是脆弱的,它的命运早已在江南的造船厂里被注定,台风只不过施加了最后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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