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不太流行灭国，所谓“灭国不灭祀”，一般都是打服了就算完，就是真把地方占了，也给遗民们留一块地方供奉家庙楚灭了陈、蔡，后来也都让复国了;打郑国打得郑君肉袒出降，也并没有灭了郑国狄人攻破了卫国、邢国，齐桓公把狄人打跑之后也让这两个国复国了(当然换了个地方，黄河以北呆不住了，迁到了黄河以南)我估计第一当时还要分封，就是夺得了地盘，也得分给大夫们，国君反正也控制不了;第二当时虽然“礼崩乐坏”，但是舆论还是倾向遵守礼制、和平共处的，争霸是主流，争城争地是非主流。

　　忽然又想到另外一点，春秋时期社会组织形式主要还是城邦国家，也就是其实国家的控制力只能及于城市周边很小的范围，广大的田野、山川是管不了的，因此灭了一个国家的话如果其离自己的核心城邦太远，中间的无主地太多，离心倾向也会很大，不如留着称臣纳贡算了。后世生产力水平发展到能连续地控制土地后，攻城才能达到略地的效果，因此灭国以开疆成为了主流。

　　越国在战败之后的命运已经是家喻户晓了，而越人之所以翻盘成功的原因，则一直被归结于夫差的妇人之仁。当然这其中也穿插了“贿赂”与“奸臣”这种亡国的必须“要素”。不过我们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吴、越两国的地缘背景，就会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研究吴越两国的地缘属性我们会发现，核心地区在苏锡常平原的吴国，固然得平原水利之便，更具有战争的潜力。

　　但系出浙闽丘陵的越人，却是很难被完全征服的。如果吴人希望完全征服散布于浙闽丘陵的越人，势必要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山地战，即使取得胜利，那些山地丘陵对于吴人来说也没有多大价值。而要是吴人满足于占领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放弃对山地之中残存的越人进行清剿，这些失去政权约束的越国遗民，势必会不时的袭扰平原之的上吴人。就象后世蒙古高原上那些定期南下“打草谷”的游牧民族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留下一个被吴国控制的“越国”，让其约束浙闽丘陵之上那些部族，比从肉体上消灭勾践，让那些限入无政府状态的越人为害吴人的后方要有利的多。这种作法与2000多年后，西安事变后延安的态度有异曲同工之妙。关于吴人所面临的局面，从〈史记〉中的记载中看出些端倪来。当时勾践派人乞降时的原话是“愿大王赦勾践之罪，尽入其宝器。不幸不赦，勾践将尽杀其妻子，燔其宝器，悉五千人触战必有当也。”我们也可以理解夫差留下勾践，是遵循“灭国不灭祀”的优良传统。

　　不过正象我们在之前所分析过的那样，所谓的“灭国不灭祀”，现实的原因是因为战国之前，诸侯分割的太细。很多时候一个诸侯国虽然有实力攻占一方的国都，但却很难有足够的人力来统治对方的人民，更何况其余的大国不愿意坐视一国随意作大，经常会加以干涉。

　　无论是出于现实的考虑，还是“尊重”传统的原因，越国作为一个“国家”最终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只不过就象日后绝大部分的战败国那样，领土的损失再所难免。吴国可以保留一个依附于自己的政权(按现在的话就是“伪政权”)，但也不会傻到让它保存原有的战争潜力。越国的疆域被限定在宁绍平原与浙闽丘陵交界之处，钱塘江成为了吴越新的分割线。

　　换句话说也就是，越国丧失了他们在杭嘉湖平原的纵深，并且不再控制能够对江东丘陵及杭嘉湖平原构成威胁的“黄山山脉”、“天目山山脉”。按史书的说法就是从一个“千里之国”锐减为一个“百里之国”。而为了进一步控制越国，越王勾践以及大批越国贵族被留在了吴都为质(在经过数年观察，感觉越人已经“真心”臣服后，基本上都被放回越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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