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于《上的49个谜：颠覆汗青》张志君，出书社：中国传媒大学出书社
“八倡、九儒、十丐”这几个字在方才毁坏“四人帮”时，是一个利用频率颇高的词组。中国大陆的很多人在批驳“四人帮”大搞文化愚民政策、不尊重常识和常识分子时，常把元朝人这段发本身朝代怨言的怨言话当成汗青加以引用，有一位连年才崛起的“汗青学家”甚至由之揣度，元朝立国到亡国近百年间没有进行过一次科举测验。由于这位史学家颇有名气，有相当一部门喜欢“文化快餐”的人相信了他的话，于是，又一个误区呈现了——
众所周知，科举制度是隋朝今后各王朝设科测验选拔仕宦的制度，系由分科取士而得名。公元587年，隋文帝杨坚破除世族把持的“九品中正制”，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炀帝杨广时始置进士科。唐代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又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至武则天时则天本人亲行殿试，并增设武举。其由天子特诏进行者，称为制科。一般的史学著作或东西书，在谈到科举制度时前举唐、宋，后举明、清，很少提到元代，遂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觉得元代基础就没有进行过科举测验，实际环境却并非如此。
大漠深处有“绿洲”
元代毕竟是否进行过科举测验，我们照旧应该让来措辞。
《元史·选举志》：“太宗始取华夏，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九年秋八月，下诏令断事官术忽斛与山西东路课税所主座刘中历诸路测验，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个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遍田主座同署公务。得东平杨奂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人。”
太宗即元太宗窝阔台，太宗九年即公元1237年，耶律楚材是蒙古时代一个最为有名的贤相。这段汗青汇报我们，蒙古立国之初确实行过科举测验，测验中选者享有免去徭役、钱粮，与主座同署公务的权利，而且点出了第一批中选者中的榜首杨奂的名字。
也许有的人要斤斤谋略蒙古帝国与元帝国之间的区别，认为开科取士的是蒙古，元代基础不曾开科取士，这话也差池。
我们不妨再引一段《元史》。
《元史·选举志》：“(元世祖至元)四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觉得负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觉得吏胥，或执仆役以事权要，或作能力贩鬻觉得工匠、商贾，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帝曰：‘此良法也，其行之！’中书左三部与翰林学士设立程式，又请依前代立国粹，选蒙昔人诸职官子孙百人，专命师儒教习经书，俟其艺成，然后试用。”
此举因故未果。
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其时的丞相火鲁火孙、留梦炎等人又一次从头发起开科取士，固然也因故未果，但其时的科举取士的方略却确定了下来。 历史
到了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十月，其时的中书省官员又上书给天子，称“科发难，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诅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摘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消，专立身德、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发起天子重开科举，不外范畴比隋、唐时代缩小了，只有品德、明经二科。
元仁宗当即准其所请，并颁下一道诏书。这位天子大人在诏书中说：“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天子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局限宏远矣。联以眇躬，获承丞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品德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掷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
元仁宗延?元年(公元1314年)八月，元帝国所属各州、郡、县遵从天子的旨意推选出“贤者、能者”介入科举测验。
公元1315年2月，各州、郡、县推选出来的士子会试京师。
爱育黎拔力八达固然是个蒙昔人，但他所下的诏书可一点也不“蒙古”。
在他所下的诏书中对哪些人可以介入科举测验，测验的内容，甚至监考人员的构成都作了明晰的划定。
我们首先看看哪些人可以介入测验：
诏书上说的是：“年及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伴侣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用此刻的话说就是“德才兼备”者方可以介入测验。
测验的内容：
“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夺目，文辞典雅者为中选。”通过了第一场测验之后，接着考第二场：“第二场第一道(题)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
历史
“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以蔡氏为主，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用古注疏，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一场通过今后，考第二场：“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接着是第三场，“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
所有这些都通过之后，汉人、南人作一榜，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称为“及第二甲”，皆授给正七品的官职，第三名以下皆授正八品官职。
蒙古、色目人只要通过两场就可赐进士及第(因为他们华文化水准较低)。
为了担保科举测验的合理性，诏书中还划定了监考人员：总监考由监察御史和廉访司官员接受，分监考由知员举、同知员举等人接受。
元仁宗延?二年(公元1315年)春三月，颠末严格测验，蒙昔人护都答儿，汉人张起岩等56位士子，及第、身世有差。
固然时断时续但绝非好景不常
有些猜疑元代曾经开科取士的人，面临笔者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找到的史料，也欠好断然否认元代有过科举测验，但他们却认为元代的科举，不外是一现的“昙花”罢了。
持这种概念的人结论下得也未免有些过早了。
除了延?二年开科取士以外，元帝国还时断时续地进行过很多次科举测验。 历史
个中较为有名的有：
延?五年(公元1318年)三月。此次共有护都达儿、霍希贤等50人“金榜题名”。
元英宗硕德八刺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三月。此次共有达普化、宋本等64人金榜题名。
泰定帝也孙铁木尔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三月。此次共有捌刺、张益等86人获金榜题名的殊荣。
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三月。此次有阿察赤、李黼等86人金榜题名。
元文宗图铁木耳天历三年(公元1330)三月。此次测验，蒙昔人笃列图，汉人王文烨等97人金榜题名。
元惠宗妥欢贴睦尔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三月。此次测验，蒙昔人同同，汉人李齐等一百余人金榜题名。
其后两届——公元1336、公元1339年因故不曾开考，到了公元1340年又重开科考。
从上面的史料(均引自《元史·选举志》)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公元1315年到公元1340年，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元帝国险些每隔三年就搞一次全国性的科举测验，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有近六百名人子——包罗蒙、汉各色人等得到了“金榜题名”的殊荣。
除了天顺帝阿速吉八、明宗和世●及宁宗懿?质班，因在位时间太短(不到一年)以外，其余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惠宗(顺帝)均都在金殿廷试过士子，成为其时的一大盛事。
元代的科举测验事情分得很细，甚至对付名落孙山者，元帝国的高层决定人也尽大概地给以了眷注——有功德者不妨与前朝及儿女的不第士子们的崎岖潦倒作一个较量。
《元史·选举志》载，早在仁宗延?年间，其时的丞相帖木达儿阿散僻静章李孟等人就上书给仁宗天子，发起朝廷对付“下第举人，年七十以上者，与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与传授，元怀孕世者，于应得资品上稍优加之，无身世者，与山长、学正。”今后又划定“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传授”，“汉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传授”。
上述史料中提及的“传授”乃是其时的学官名，并不是本日我们常说的“传授”。此官固然不外是位居提督学事司之下的一个小芝麻官，但却能享受“劳保”报酬，对付那些“皓首穷经”的墨客们来说，也不失为一种慰藉。
读者诸君所相识的科举测验，往往只是小说或影、视作品中的测验，对付真正的测验所知者甚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常听人说“金榜题名时”乃是与“洞房花烛夜，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一样的人生四大喜之一，但是金榜题名的时间、所在、人物、事件真的是个什么样子，却难说出个子午卯酉，《元史》上说得却很大白。
《元史·选举志》：“三月初四日，中书省奏准以初七日御试举人于翰林国史院。定委监督官及诸执事。初五日，各官入院。初六日，撰策问进呈，俟上采纳。初七日，执事者望阙设案于堂前，置策题于上，举人入院，搜检讫，蒙昔人作一甲，序立，礼生导引至于堂前，望阙两拜，赐策题，又两拜，各就次。色目人作一甲，汉人、南人作一甲，如前仪。每进士一人，差蒙古宿卫士一人监督。日午，赐膳。进士纳卷毕，出院，监试官同读卷官以所封策第其高下，分为三甲进奏，作二榜，用敕黄纸书揭于内前红门之阁下。(天子访问)前一日(亦即三月初六日——引者)，礼部告谕中选进士，以越日诣阙前，所司具香案。侍仪舍人唱名、谢恩、放榜。择日赐恩荣宴于翰林国史院。押宴以中书省官，凡预试官并与宴。预宴官及进士并簪花至所居。择日恭诣殿廷，上表谢恩。”
整个有元一代，搞了那么多次科举测验，并且划定了那么具体的测验法则，登科步伐，甚至还对“名落孙山”的年龄偏大者都作了妥帖的布置，那么，为什么尚有人要造它的“谣”，说它没搞过科举测验呢？
其原因是较为巨大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捣蛋。元代是中国汗青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实行统治的全国性政权，辽、金、五胡十六国固然也是“夷狄”之人当天子，但他们所辖疆域究竟只是中国河山之一部，“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边”，民族文化抵牾不是很剧烈，至少没有到达白热化的水平。而元代的常识分子面临的却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本身心理上是这样认为的！)的现实，与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对比，元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大多华文化水准较低，所以，一些“怀才不遇”的常识分子以为本身“鄙人君主弃”，忍不住要发一点怨言。
(2)蒙古立国，若是从太祖铁木真就任成吉思汗的公元1206年算起，到元太宗九年(公元1237年)，三十多年间不曾开科取士，太宗今后到元仁宗延?二年(公元1315年)，近八十年间又停科不取，固然高层决定者中有不少人力主重开科考，但那些莘莘学子们却并不相识这些高层机要，他们看到的只是“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觉得吏胥，或执仆役，以事权要，或作能力贩鬻觉得工匠、商贾”这些怪现象，所以才发出“八倡、九儒、十丐”的怨言，后裔有念书不求甚解而又喜欢惊世骇俗者遂因之“推导”出元代未进行过科举测验。
(3)有些文学史在叙及元代文学，尤其是元曲的兴旺发家时，往往认为，正是由于元朝统治者对常识分子的不重视，不可科举测验，才使得有才能的常识分子转向文学，尤其是元曲、杂剧等的创作。这种结论下得也有点过于绝对。元代并不是对所有的常识分子都不重视，只是对那些喜欢以“诗、词、歌、赋夸示于人”而又不懂经世之术的常识分子才真的不重视。崛起于漠北的蒙古英雄们在入主华夏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仍“质朴少文”，这就无形间断了那些诗人、词人们的一条晋身之路。这些失去了晋身时机的诗人、词人们虽然要不满其时的统治者。这种不满足被民族主义者加以操作，遂演化成了情感色彩极浓的“儒不如倡(娼)”的怨言，才有了元曲中的嬉笑怒骂。
(4)固然中国的科举测验早在隋文帝时就已开始实行，但到清朝末年它“寿终正寝”时，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却并非每个朝代都不绝地开科，每个朝代纵然开科取士，往往也都有着本身的特色，元代只开品德、明经二科，测验的范畴好像小了一点，但却绝非“前无昔人”之举，隋代刚实行科举测验时也只有“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不能以所开科目标多寡定其黑白。
我们不否定元朝以顿时得天下，起自漠北，建国之初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进行过科举测验这一事实。但我们也应认可元朝中期今后，有过每隔三年便考选一批士子的汗青。
感性色彩要让位给白纸黑字的汗青，这是我们走出这个“误区”之后的一个最深刻的体会。
纵观元代开科取士的汗青，我们发明，常识和人才乃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中国数千年汗青长河中的每一个朝代都不存在着“文化戈壁”，翰海中总有但愿的绿洲。
对付“当权者不尊重常识和常识分子”这个命题要辩证地阐明。
在笔者看来，任何一个朝代的任何统治者只要他想把天下国度管理好，总要依靠一些念书人的辅佐。汉朝一个名叫陆贾的人，他对其时的天子说过一句颇为有名的话：“天下可于顿时得之，但不能于顿时治之！”这个原理是谁都大白的。
问题的要害是当权者所依靠、所重用的究竟只是常识分子中的一部门。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愿让“天下英雄尽入我袋中”的英主不行能许多，偏偏中国的常识分子往往都有“自我感受精采”的短处，他们最喜欢的三段论式是：
我是常识分子，当权者没有重用我，所以当权者不重视常识分子！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肯尼迪有句名言：“不要问国度对你如何，先应问问你本身毕竟为国度做了些什么！”
对付喜欢搞“三段论”式推理，常发“鄙人君主弃”怨言的人，不妨发起他们定下心来想想肯尼迪说的话…… 共2页: 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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