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扩作为光宗惟一的子嗣，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光宗即位后，他受封嘉王，到宫外府第居住，光宗不仅将自己在东宫时收藏的图书全部赐予他，还亲自挑选了黄裳、陈傅良、彭龟年等一批名儒，担任他的老师。嘉王学习也非常勤奋。他即位初，曾亲自开列了10部经史书目，又开列了一张10人的名单，对彭龟年说： “朕读的书太少了，打算把讲官增置到10名，每人各专讲一书。”他选定的讲官中，既有原嘉王府的黄裳等人，更有他仰慕已久的大儒朱熹，堪称极尽一时之选。
尽管宁宗好学，但他似乎只注重读书的数量，对书中的内容意义却是一知半解，更谈不上灵活运用了，他的理政能力未能有所提高。即位不久，群臣的奏疏就因得不到他的及时批复而堆积如山。彭龟年建议他，让负责进呈奏疏的通进司把奏疏开列一单，皇帝阅后，在单子上注明需要亲自过目的部分，其他的就可交由三省、枢密院处理，这样，处理奏章的效率就可以大大提高。对自己这位学生的天分，彭龟年深有了解，因此他干脆附上了单子的格式，以便宁宗能够照葫芦画瓢。但这番几乎是手把手的教导，不知宁宗是真看不懂，还是嫌麻烦，最终没有采纳。凡是大臣的奏章，他一律批“可”，倒也省去了不少时间，只是害得臣下们大费脑筋，两位大臣的奏章针锋相对，皇上都批了“可”，到底以谁为是呢？
理政无方
即使是临朝听政，臣下们也难得听到宁宗自己对政事的看法。负责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舍人卫泾，曾经描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宁宗上朝情形：“陛下每次面见群臣，无论群臣所奏连篇累牍，时间多长，陛下都和颜悦色，耐心听取，没有一点厌倦的样子，这是皇帝谦虚，未尝有所咨访询问，多是默默地接受而已。”
宁宗耐性很好，但这并不能帮助他解决实际问题。他既没带脑子也没带嘴，只空带了一双耳朵去上朝，大臣们的论奏听完了就完了，既不表态，也不决断，进奏者已经口干舌燥，最后却仍然不得要领。此听政，身为臣子的卫泾只有以“谦虚”来为宁宗辩护，料想他心里也在怀疑当朝天子的智力水平吧。
批阅奏章，临朝听政，这些都是皇帝表达自己意旨的正常途径，而宁宗也许是不愿意受到任何约束，所以选择了一条非正常的理政途径——御笔。御笔由皇帝在内宫批示，不经过三省等中央决策机构，直接下达执行。这种做法失去了对君权的制约，是不合制度的。传达御宋代杂剧图笔必经宦官和近幸之手，如果皇帝是精明强干之君，尚不致酿成大患，但宁宗却是个理政能力不强的皇帝，滥用御笔只能为权臣专政制造可乘之机。他们通过勾结宦官和后宫，或对御笔的批示施加影响，或在御笔的传达过程中上下其手，让御笔成为自己利用的工具，甚至假造御笔，代行皇帝之权。一次内廷宴会，一名伶人扮演买伞的顾客，他挑剔卖伞者，说雨伞只油了外面：“如今正（政）如客人卖伞，不油（由）里面。”巧妙地以谐音暗指政事不由内（宁宗）做主，而观剧的宁宗却懵然不晓何意。面对这样的皇上，权臣自然是有恃无恐，更加肆意妄为了。
宁皇御舟
绍熙五年（1194年）宁宗即位后，先是祖父孝宗大丧，继而太皇太后吴氏去世，所以未见有他湖山之游方面的记载。嘉泰（1201年-1204年）年间，太上皇光宗与太上皇后李凤娘的丧期已过，而宁宗已经好几年没有赏玩西湖的云树堤沙和画桥烟柳了，因此他颇有泛舟出游的念头。有个名叫张巨济的小臣听说此事后便上书宁宗道：“慈懿太后的?（cuán）陵近在湖滨，陛下出游，不免要鼓乐，岂不是要惊动先人在天之灵吗？”宁宗认为他说得有道理，这不仅事涉孝道，还关系到人君的俭德，特迁上书者一秩，还下令把画?（yì）御舟都沉到湖底，以表示自己从此以后不再游湖的决心。
少食生冷
宁宗不仅头脑简单，而且身体也不好。宁宗宫中有两位小太监，经常背着两扇小屏风作宁宗的前导。随便到什么地方，总把屏风面对自己。屏风上写着戒条：“少饮酒，怕吐；少食生冷，怕痛。”把两事写在两扇屏风上，屏风用白纸作底，边上糊着青纸。一次到后苑游玩，有人劝宁宗喝酒与吃生冷食物，他就指屏风上戒条给对方看，大臣们也就不敢了。每次进酒，都不超过三杯。
节俭爱民
当然，宁宗为人尚不失仁厚，对民间疾苦颇为关心和同情。即位前，他护送高宗灵柩去山阴下葬，路上见到农民在田间艰难稼穑的场景，感慨地对左右说：“平常在深宫之内，怎能知道劳动的艰苦！”[52] 即位后，宁宗几乎每年都颁布蠲免各种赋税的诏书。在个人日常生活上，宁宗也力行节俭。他平时穿戴朴素，并不过分讲究，饮食器皿也不奢华，使用的酒器都是以锡代银。有一年元宵夜，一个宦官见宁宗独自端坐在清冷的烛光下，便问：“上元之夜，官家为什么不大摆宴席庆祝一下？”宁宗愀然答道：“你知道什么！外间百姓没有饭吃，朕怎么能有心思饮酒呢？”有一次他前往聚景园游赏，临安的百姓争相观看，以至于有人被践踏踩死。宁宗知道后十分后悔，从此再也不出宫游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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