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宋江对自己一步步的“架空”和深层次的“威胁”，身为粱山一把手的晁盖心里非常不自在，加上宋江时常挂在嘴边的“招安”投降主义路线对梁山兄弟，尤其是军师吴用的“负面影响”，使梁山的发展方向背离了自己的意愿，因此晁盖对宋江从万分感激逐步演变为非常反感，甚至是恨之入骨。

梁山在古典名著《水浒传》里是北宋时期一个拥有一百零八位好汉的农民武装集团的总部所在地。既然是一个集团，那就必定有领导机构，自然也就必定有一二把手。按照梁山最初的排座次，一把手是托塔天王晁盖，二把手是及时雨宋江。然而，通观一部《水浒传》，不难看到，梁山上的一把手晁盖却始终斗不过二把手宋江。那么，梁山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吊诡的事情？是一把手的无能，还二把手的奸诈？在这样一个农民武装集团的领导机构中究竟发生了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这还是从一把手晁盖的身上说起。

晁盖在梁山上应该是第二代领导人，在梁山的三代领导人之中起到难能可贵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正是他的不懈努力，积极进取，梁山才能不断发展壮大起来，成为朝廷不敢轻视的农民武装集团。

毋庸置疑，晁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王级的人物，在梁山落草之前，他是济州郓城县东溪村的领导，大约相当于如今的村长兼村支书的地位。他虽然身为一村之长，但是为人慷慨大方，仗义疏财，专爱结交天下好汉，闻名江湖。他喜欢刺枪弄棒，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打熬筋骨。传说邻村西溪村闹鬼，村人凿了一个青石宝塔镇在溪边，鬼就被赶到了东溪村。晁盖大怒，就去西溪村独自将青石宝塔夺了过来在东溪边放下。因此人称“托塔天王”。刘唐探听得大名府梁中书将生辰纲运往东京为其岳父蔡京祝寿，便前来投奔晁盖报信，被郓城县的刑警队长雷横捉住，幸亏晁盖将他认作侄子，使雷横放了刘唐。晁盖与自己已经建立了深厚革命友谊的吴用、公孙胜、阮氏兄弟等人七星聚义，智取生辰纲。事发后，他们在石碣村打败了前来拘捕他们的官兵，投奔梁山泊入伙。一个生活安乐的村级领导，能够抛家弃业地铤而走险，为了“劫富济贫”的崇高目标，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晁盖可谓是真正的英雄好汉！

但是，因为梁山第一代领导人王伦因有人格缺陷，心胸狭窄，嫉贤妒能，不能容人，吴用便智激林冲火并了王伦。火并了王伦之后，大家一致推举晁盖为第二代领导人，于是，他也就成为了继王伦之后的梁山一把手。然而，当宋江投奔梁山之后，这个农民武装集团才开始了有了二把手。从此，梁山便在“替天行道”的大旗下，分成了面和心不和两大势力。那么，宋江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一上梁山就能坐上二把手的交椅？又为什么能将一部分梁山好汉拉到自己身边，和一把手晁盖分庭抗礼呢？

宋江在上梁山之前，做过济州府郓城县的押司，是一名捧着铁饭碗的县府的官员。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深受县府领导的赏识和器重。宋江“生平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加上他“端的挥金如土”，喜欢为他人“排难解纷”，乐于“周全人性命”，名声传遍山东、河北，在别人眼里宋江就如同一场“能救万物”的“及时雨”。

晁盖“智取生辰纲”事发后，宋江“担那血海般干系”为晁盖通风报信，才使晁盖等七人能够侥幸躲过此劫，上了梁山，成为第二代领导人，奠定了梁山事业最初的武装组织和领导机构的基础。也正是如此，宋江不仅丢了铁饭碗，还成为一名杀人犯，这是令宋江所始料不及的。从“春风得意”县府官员，突然变为“一无所有”穷光蛋，从“救世主”沦落为“阶下囚”，宋江遭受的损失无疑是极为惨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即便如此，宋江也没有听晁盖的劝告上梁山落草为寇，相反他选择了“刺配江州”，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在大宋王朝的官场上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大宋皇帝的昏庸和朝廷的腐败，没有让宋江在那次“大赦天下”的优惠政策中得到解脱，宋江企图在官场中东山再起的希望彻底破灭了，这让宋江在心理上发生了重大转变，要想名垂青史，出人头地，只有上梁山领导人马与朝廷抗衡，打出梁山的威名，换取迫使“朝廷招安” 的筹码这一条路可走。他的这种心态从他在浔阳楼酒后题的反诗“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和反词“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巷口”中可以看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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