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辛亥革命时期人物的研究。章开沅《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通过具体考察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与汤寿潜的交谊关系，对辛亥革命作出了新的思考。张礼恒《论辛亥革命期间伍廷芳与革命党人的关系》指出，辛亥革命期间伍廷芳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合作至疏远的过程。辛亥革命的研究有向社会史领域拓展的趋势。杨鹏程《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民》从灾害学、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长沙抢米风潮中官、绅、民三者所扮演的角色及互动关系。沈渭滨《论辛亥革命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兼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认为，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看，辛亥革命对社会转型的界标意义，明显超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而可视为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起点。辛亥革命研究的深入有待于区域研究和个案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胡国枢的《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是辛亥革命在浙江的区域研究与光复会个案研究相结合的重要著作，弥补了学术界以往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二、改革史研究的细化与深化严格说来，晚清改革史的起点至少应该从洋务运动算起。但是，因为洋务运动时期的变革主要在技术层面与经济领域，而且一直是晚清经济史研究的重点，故在此拟着重介绍有关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和清末新政的研究成果。随着现代化范式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晚清改革史的研究亦备受学界关注，并有渐成细化与深化之势。戊戌变法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老课题，茅海建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最为引人注目。他的新著《戊戌变法史事考》，是这方面成果的初步结集。作者充分利用大量档案材料，完成了一些重大史实的精心考证与重要场景的细密描述。旧说的认知、补证与修正，新说的展开、论证与建立，充分证明了作者刻意追求的所谓“史实重建”的学术宗旨。稍后，茅海建又相继发表了《“公车上书”考证补》等新作，得出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的结论；同时指出，康有为、梁启超通过《我史》等类并不可靠的历史记录，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尽管学界对康有为、梁启超涂饰史料以神话历史的行为早有察觉，并多有揭露，但今人对戊戌变法史的整体理解，从主流上讲，依然未能摆脱康梁话语系统的基调。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详细探究了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初版九卷本的成书过程，认为《戊戌政变记》一书“实为康梁应急的政治宣传品，而非纪实的信史”。马忠文《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认为，所谓从乙未年开始撰写年谱的说法并不可靠；年谱的主体内容撰写于1899年初，大致无疑问，但此后康氏对年谱仍有修订和增删，将其视为康逝世前定稿，可能更为合理一些。毕永年的《诡谋直纪》被发现后，一直被认为是康梁维新派“围园”密谋的权威资料。房德邻《维新派“围园”密谋考———兼谈〈诡谋直纪〉的史料价值》一文，既认定康有为等确实有利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计划，又对毕永年的《诡谋直纪》的真实可信度提出质疑。
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也是戊戌变法史研究中聚讼纷纭的疑案。刘路生《戊戌政变袁世凯初四日告密说不能成立》针对郭卫东所谓袁世凯八月初四日在京向庆亲王奕?告密说，提出商榷。认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没有八月初四日在北京告密的必要和条件，奕?亦非接受袁世凯告密之人。孔祥吉《蔡金台密札与袁世凯告密之真相》则利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所刊布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通密札，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具体考察了袁世凯通过荣禄“电庆邸达之”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全过程。清末新政是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近年来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崔志海撰文《国外清末新政研究专著述评》，对于国外学者研究清末新政的英文著作，作了系统的介绍，为国内学界了解国际学术状况提供了一个基础。清末新政时期，停废科举是一项影响近代中国至为深远的重大决策。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两位乡村士子的日记为基本史料，对于所谓科举制度废除与四民社会解体及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观点提出修正。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士”阶层，在社会结构里虽随科举停废而消失，但众多士子却在诸多渠道中经过重新分化组合，而继续掌控着各种权力资源，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清末新政时期中央机构改革过程中设立的新部门，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关晓红的《晚清学部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苏全有的《清末邮传部研究》，是第一部研究邮传部的专著。关于地方督抚与新政的研究。李细珠的《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以制度变革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张之洞对清末新政时期各项制度变革过程中清王朝中央决策的参与及其影响，并以张之洞在湖北所推行的具体改革作为新政政策实施的例证，以动态地观察清末新政从决策到实施的全过程。关于留日学生在清末新政中的作用。尚小明的《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具体考察了留日学生在清末筹备立宪、教育改革、新军编练、法制变革等方面的种种活动。借鉴与移植西方近代法律制度，是晚清法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张德美的《探索与抉择———晚清法律移植研究》，系统地探讨了晚清法律移植的背景与原因，并从法理移植、司法移植、立法移植三方面对晚清法律移植的具体实践进行了全面论述。尤志安的《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研究》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近代化的角度，系统论述了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的原因、过程和影响。李启成的《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则具体研究了晚清各级审判厅成立与运作的过程，从程序与实体两方面分析了各级审判厅对传统司法审判制度的突破，分析了各级审判厅在运作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清末新政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不少，其中关于边疆地区的新政研究更是薄弱环节。赵云田在发表相关研究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出版《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一书，对于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在清末新政时期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三、几个新的研究趋向纵论中国近代史研究，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经获得新生，那么，90年代便开始了一个学风的重要转向。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时代。如果把这理解为一个学术研究风气的转移，那么，其趋向实证的结果可能会更加切合学术本身理性、深沉的品格，而使学术研究获得真正的发展。新世纪以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正深受此种流风余韵之影响。回顾及此，有以下五个值得注意的新趋向：其一，总的趋向：从宏观论争到微观实证。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学术上也是如此。学界盛行翻案风，往往因历史评价问题争论不休。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模式化，试图通过运用某一种理论模式概括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解释普遍的历史现象，描述历史的基本进程，甚至预设历史必然的发展方向。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由5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发展到8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论争，曾经热闹一时。但在此之后，学界便渐趋沉寂，学风也渐趋理性、实证。例如，对政治人物，已较少争论其阶级属性，而较多探讨其具体作为；对政治事件，已较少争论其性质与意义，而较多探究其原因、过程与结果；对政治群体、组织与制度，已较少争论其政治属性问题，而较多考察其渊源流变与结构功能，等等。其二，研究领域转向：从革命史转到改革史。这是学术研究范式转换与时代变迁相契合的明显表征。革命史范式淡出，现代化范式凸显。研究的视角从下层革命活动转向上层政治行为，较多地关注统治阶级的群体结构及其政治活动，戊戌变法、立宪运动与清末新政成为研究重点，而对以往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如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等，有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相关的边缘研究的趋势。其三，研究时段下移：清末新政成为热点。与近代史学界近年来的基本研究趋向相一致，晚清政治史研究在时段上也有下移的趋势，清末新政成为研究的热点。清末新政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制、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改革运动。关于清末新政各个领域的具体研究，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不平衡性：个别问题探讨较为深入，大多数问题的研究显得相当薄弱。这不仅仅是一个论著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从根本上缺乏深度的表现。可以说，清末新政研究现在还只是处于一个刚起步的初级阶段：一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另一方面亟待深化研究。
其四，研究视角变换：从事件史回归制度史。以典章制度的渊源流变与结构功能为研究对象的制度史研究本是政治史研究的重点内容。但是，自从学界一度主要关注若干重大政治事件的事件史研究路径大兴之后，制度史研究渐趋式微。如今，当事件史研究有由成熟走向衰落之际，便有回归制度史研究之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晚清时期正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制度变革与转型的关键时代，制度变革与转型无疑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但以往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却相当薄弱。因此，制度史研究可谓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亟待加强而且大有可为的领域。其五，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关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往长时期内，晚清政治史研究基本上局限在所谓“三次高潮”与“八大事件”，除此之外均被淡化处理。近年来，这种现象已渐有改观。事实上，任何政治事件都不是孤立的现象，政治史的研究当然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因此跨学科的研究便显得非常必要。一方面，从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研究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等政治事件，可以获得全新的观察视角；另一方面，走出单纯“事件史”的路径，充分关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态势，将有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使原本纷繁复杂的历史尽显其丰富多彩的本相。总之，就学科建设而言，晚清政治史研究已相对成熟而起点较高，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是相当困难的。检视近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的论著，数量不少，但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不多。在这为数不多的实质性研究成果中，除了研究范式转换等因素以外，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重视实证研究方法；二是重视制度史研究。这种情况，尤其是在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研究方面较为突出。当然，实证方法与制度史研究并不新潮，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只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学术界对此传统有所背离和忽视，而近年来逐渐有所回归与重视罢了。历史学重在求真求实，是一门实在的学问，因而从根本上离不开实证方法；而制度史又是政治史的核心内容，晚清时期是制度变革与转型的关键时期，运用实证方法研究制度变革与转型，将使晚清政治史研究更进一境。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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