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刚过，春节将至。每逢过节，报纸的副刊大多会有营养或医学专家的文章，提醒大众如何避免在节日之际因为贪吃而得病。节日里医院消化道病人的增多表明此类提醒绝非多余。贪吃是人的一种本性，根据达尔文理论，特定的性状(功能、结构或行为)能够延续下来，总有其适应性，而暴饮暴食显然不是一种适应性状，但人类为何难以杜绝贪吃的恶习?不仅如此，还需追问的是，人类到底是素食动物还是荤食动物?因为这涉及我们一日三餐食物种类的搭配问题。

　　若从解剖结构上来看，人类似乎是荤食动物。比如，人类的大肠不如兔子之类的草食动物那样发达，大肠主要用于分解植物中的纤维素;但从生理功能上来看，人类消化肉食的能力又远远及不上如狮虎之类的肉食动物，对于肉食动物来说，顿顿有肉、暴饮暴食是它们的常态，但它们却不会遭遇血液指标的“三高”麻烦。那么人类的独特性在哪里?生物学家认为，人类是一种以素食为主的杂食动物。我们的大肠之所以退化，那是因为人类通过切割、烧煮等方式，把食物加工的物理过程转移到了体外，因而减轻了大肠的负担，但食物的化学消化依然得由人体自身来完成，过多的肉食对于素食为主的人体就会是一个额外的负担。

　　从人类的进化史来看，数百万年来，人类一直处于狩猎-采集时期，一路走来一路吃。此后，人类发展出农业，由此进入文明社会。农业对于人类来说，是福还是祸?还真不好说。多亏新近兴起的“古病理学”，专家们可以了解原始人的身体状况——根据考古发现的骨骼。研究发现，希腊、土耳其出土的史前期人骨，男性身高平均为177.8厘米，女性为167.6厘米。然而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男性却是160厘米，女性是155厘米。身高反映的是营养状况，显而易见，自从有了农业以后，人们反而吃得更差了。

　　农业对于人类健康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史前期人类的食谱种类繁多，营养均衡;而农业时代的食谱，大部分是富含淀粉的农作物，热量有余，营养却不够均衡。现代人类消耗的热量中，小麦、水稻、玉米的供给就超过50%，它们提供的主要是糖原。其次，农业时代的人们面临更多的风险，由于仅依赖少数几种作物为生，一旦天有不测风云，人就会有旦夕之祸，如1942年的那场大饥荒。还有就是传染病的侵袭，病菌极易在拥挤不堪、营养不良的定居人群中蔓延。最后，农业文明还带来阶级分化和性别歧视。土地、粮食乃至财产都必须有某种分配规则，这就有了强势的统治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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