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世纪风采》发表文章《解密：成为国民党特务机关首脑级别的中共叛徒郭潜》。文中记述中共叛徒中，投敌后做特务的很多。这些人后来在特务机关里或高或低都有一定的职务，但真正在军统、中统系统中做到首脑级别的叛徒，惟有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的郭潜。摘编如下。

郭潜，本名郭乾辉，曾用陈然、郭铁梅、郭华伦等名，祖籍广东梅县丙村镇，1908年出生。他早年在家乡读书，后考入中山大学，在大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职业革命者。

1932年3月，郭潜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团成员，由中央苏区前往湘鄂赣苏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的“左”倾纲领，参与改组中共湘鄂赣省委，并被任命为少共临时省委书记。同年9月，在少共湘鄂赣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郭潜正式当选书记。郭潜前往湘鄂赣苏区就是受命推行左倾路线的，在工作中他自然是身体力行，在少共代表大会上即提出到年底全省扩大团员至12万名的目标，但最后实际上只完成了1/3。

第二年，郭潜被调回中央苏区，担任共青团中央局宣传部部长。长征开始后，他又被派到红三军团担任中央地方工作团主任，主要从事宣传工作。据和他一起工作过的罗明回忆，“郭潜怕死”，长征部队到达娄山关时遭遇敌机轰炸，郭潜和胡耀邦一起组织人员收拾暴露目标的宣传品，两人都被弹片击伤，胡耀邦沉着冷静，继续组织人员收拾宣传品，而郭潜却是一听到空袭警报就跑得无影无踪，把自己携带的宣传品丢得满地都是。

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郭潜被派到地方工作。不久，张国焘与中央因下一步行动方向发生分歧，意图以武力胁迫中央，从而导致了红军的分裂，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张国焘则自起炉灶、另立中央。郭潜未随中央红军北上，担任了张国焘把持下的中央机关刊物《干部必读》的总编。

1936年7月，经从苏联归国的张浩做工作，张国焘同意取消自立的党中央，并经中央同意成立了以张国焘为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郭潜也进一步受到重用，被张国焘任命为西北局秘书长，并兼任了甘肃省工委宣传部长。不久，长征结束，郭潜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同时在抗大兼任政治教员，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

此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在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中共也急需在南方恢复发展。1938年1月，中央抽调郭潜在内的100多名干部随同张云逸前往南昌，并以新四军军部为掩护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郭潜担任东南分局秘书长。不久，东南分局撤离南昌，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江西省委，郭潜先后任省委秘书长、书记。

1940年，按照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成立，一年后，郭潜调任南委组织部长，由福建调来谢育才接替他原来的工作。1941年7月，谢育才到达江西省委所在地安福山时，发现江西省委所属党组织除赣西南特委之外，都遭到了破坏，省委机关也不健全，但在此前郭潜给中央和南委的报告中，并没有真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谢育才预感不好，立刻向南委发电报告这些问题，南委复电，让他回南委汇报情况。

谢育才途经吉安时，被早已叛变的交通员出卖被捕。1942年4月特务拟胁迫谢育才一同前往诱捕郭潜，谢育才意识到南委面临的危险，连夜逃走，行程1000多里，于5月22日到达南委所在地，向组织报警。

此时的郭潜，刚从桂林领取上级组织汇来的10万元经费返回，已经到达曲江。南委在接到谢育才报警后，于5月24日给郭潜发了让他撤离的电报，但郭潜完全丧失警惕，收到电报后没能及时把密码译出。5月26日，他被中统特务逮捕。面对特务的突击审讯，郭潜提出3个条件：一是从桂林领回的南委经费中给他1万元(后来他实际拿了3万元);二是不公开叛徒面目;三是保证人身安全。中统特务知道南委组织部长的位置非常关键，一旦策反成功，将会对南委地下党组织予以重创，于是爽快地答应了他的条件，郭潜随即叛变。

叛变当晚，郭潜就带着特务破坏了粤北省委机关。28日晨，郭潜译出了南委要他撤退的电报，中统特务们据此认为南委已有准备，再破坏已不大可能。郭潜却说，抓紧去还有可能。于是，郭潜带着特务于5月30日赶到乐昌，把由香港撤退回来的中共南方局委员廖承志逮捕。随后，郭潜又带领特务前往南委机关所在地大埔，逮捕了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后牺牲)和宣传部长涂振农等一批党员。在破坏南委机关后，郭潜又带领特务前往广西，破坏了广西的地下党组织。特务们还派郭潜去诱降廖承志，郭潜走进廖承志的囚室，刚一开口，廖承志就愤怒斥责：“叛徒，可耻，你不配跟我谈，滚!滚!滚!”郭潜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从此，郭潜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在完成了对南委的破坏后，郭潜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并恢复使用本名“郭乾辉”。

当时，中统局由徐恩曾负责。徐恩曾非常注重对中共的渗透工作，在中统局内成立了一个分化瓦解委员会。徐恩曾给郭潜一个专员的名义，并让他做了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郭潜得到这个职务后，非常卖力地工作。他挖空心思地编造了一个“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宣称这个所谓的非常委员会已经召开了代表大会、发表了宣言，制造出中共分裂的假象。其实宣言不过是郭潜闭门造车、熬了几个通宵编造出来的东西，但徐恩曾对此非常满意，认为这是对中共开展心理作战的佳作，于是派了很多特务在重庆、贵阳、西安乃至陕甘宁边区附近散布这个宣言，企图造成中共内部的混乱。结果这个谣言毫无影响力，中共没有理睬，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反应。

“非常委员会”没有奏效，郭潜不甘心。于是，他改变方法，由心理作战转为人身攻击，编写出攻击污蔑中共的《新红楼梦》等小册子，通过中统特务组织广为散发。这一套粗制滥造的东西，内容上自相矛盾，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其传播效果也可想而知。但通过这些工作，郭潜却成为了中统局的中共问题专家，其职务也逐渐提升。1947年，他在中统局改编的特务机关党员通讯局中，已经升任负责中共工作的研究处副处长。

郭潜所主持的对中共分化瓦解工作也随着内战的扩大逐步推开，中共方面对他的活动也提高了警惕。当时一份中共的党内文件中写道：“最近国反中统局为挽救国党军事危机，正拟扩大以叛徒郭潜……等主持的所谓‘中共非常委员会’的活动，以中共反对派形式出现，阴谋挑拨我党团结，准备派遣特务至我区建立秘密组织，专门吸引党内不满动摇分子，制造所谓反毛运动。”这个非常委员会“已在上海、广东、陕西建有分部”，“另拟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建立分部，招待记者，公开活动发出报纸，发表政见。”但郭潜的种种伎俩对局势的发展没有什么实质影响。

但是，战局的发展却不像《创进》周刊的文章所说的那样，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国民党的统治大势已去。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官员纷纷逃往台湾。张国焘也惊恐不安，考虑自己的退路。这时，蒋介石指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要尽可能不让中共叛徒去台湾，要劝他们留下。原因是共产党胜利了，中共叛徒决不会再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走，让他们去台湾，只能增加负担。蒋介石还特别指示毛人凤，让他劝说张国焘留下。

1948年冬的一天，毛人凤在上海家中请张国焘吃饭，邀沈醉作陪。饭后，毛人凤还在重复他们谈话的主题：希望张国焘留在大陆，并说明这是蒋介石亲自决定的。张国焘听了立即表示：他已考虑过了，现在再也不想干什么，只希望到台湾山明水秀处当老百姓，写一点东西。毛人凤则再三劝说张国焘，说经过多方面分析研究，共产党来了决不会杀害他，留下便能在共产党内有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的作用大得多。张国焘低头沉思了几分钟后，慢慢地抬起头来，用低沉的声音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他们来了，决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少不了，人总是要面子的，我实在受不了。就这样，毛人凤同张国焘的谈话不欢而散。张国焘走后，沈醉问毛人凤：为什么要让张国焘落入共产党之手呢-毛人凤回答说：过去他就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出什么呢-如果他不愿意留在大陆，台湾是不会欢迎他去的。

张国焘没有听从毛人凤的劝说。他把《创进》周刊停刊，于1948年11月携全家去了台湾。他当时或许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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