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2月，韩先楚出生在湖北省黄安(红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过放牛娃，学过篾匠，在武汉做过短工。少年时代的艰辛经历，使他很快接受了“官逼民反”的革命思想。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时，他加入了家乡的农民协会，参加过反帝大同盟，还当过乡苏维埃土地委员。在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日子里，他以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青年人的满腔热血，投入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斗争。1930年10月，他参加了孝感地方游击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起，历任独立营、团排长，在黄陂、孝感、罗山地区进行游击斗争。

1933年4月，为加强留守鄂豫皖斗争的红25军，韩先楚所在的独立团接受整编，他历任224团副连长、连长、营长，直到随军长征到陕北一直都是营长。相对于陈锡联、陈再道、许世友等鄂豫皖出身的开国上将，韩先楚的进步可谓太慢：上述诸人，长征结束时均为军、师职干部。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韩先楚较长时期战斗在地方武装序列，另一方面是他曾遭受“左”倾路线干扰。在鄂豫皖根据地，“左”倾思潮一度在党内盛行，他曾因抵制“过左”的行为而遭到错误的处理。

1934年11月，红25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孤军长征。当时，国民党军5个师和“鄂豫皖三省追剿队”已麇集在鄂东北，正准备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但尚未完全形成合围。红25军适时而主动地实施转移，打破了敌人的“围剿”计划。蒋介石急忙调动3个团的兵力追击堵截，先后在湖北枣阳、随州一带，河南的桐柏、方城、卢氏等几个地区布置了封锁线，企图将脱离根据地孤军远征的红25军围歼于途中。

长征路上，韩先楚多次担负冲锋突击、破阵歼敌、夺关开路、堵截追兵的战斗任务，几次在危急情况下，掩护军主力和军领导脱离险境。其中，独树镇战斗，让他一战成名。

1934年11月中旬，红25军在河南罗山县朱堂店突破敌人阻拦，当晚从信阳以南越过平汉铁路，进入豫鄂交界的桐柏、枣阳一带，实现了战略转移初步目标。鉴于该地区距平汉铁路和汉水较近，机动范围狭小，加之敌重兵压境，难以立足发展，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遂决定掉头北上，向豫西的伏牛山区转移。从桐柏山到伏牛山，须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而许南公路两侧是一个地域辽阔的丘陵和平原地带。此时，已是11月下旬，寒流南下，气温骤降，而红军指战员却衣着单薄，粮秣不给。11月26日下午，红25军正准备从方城独树镇附近突过许南公路时，突然遭到预先抵达该地区的敌1个旅和1个骑兵团的阻击。同时，敌“追剿纵队”第五支队和1个师又随后紧追，形势相当严峻。加上那天的气候条件极为恶劣，红25军发现敌人较迟，一时陷入被动。衣服被雨雪浸透，饥寒交加的战士们手指都冻僵了，有的枪栓也被冻住了。敌军乘机发起冲击，并分兵从两翼包抄，情况异常险恶。红25军被逼在独树镇打了一场恶仗。在此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冲到最前线，发出“坚决顶住敌人，决不后退”的命令。此战，韩先楚带领部队打得非常勇敢，多次打退敌人进攻，守住了一个重要阵地。战斗中，他从通信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在他的率领下，指战员们奋不顾身冲上前去，与敌军展开白刃格斗。经过一番恶战，红25军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当时，吴焕先就说：“唯楚有材，先楚为例!”

天黑以后，风雪大作，接着转为大雨，部队行动极为困难。但是，数倍于我的敌军仍在附近，天亮后必将发动新的进攻。因此，军领导果断决定：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带领部队迅速脱离危险区。紧急集合的命令一下，韩先楚忍受着极度的饥饿和疲劳，又率部队顶风冒雪踏上征程。作为红25军一员，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刘华清曾回忆：“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初期的关键一仗，也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次战斗。

这次战斗关系全军的生死存亡，在两军‘狭路相逢’之际，红二十五军作为具有顽强战斗作风的‘勇者’，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而立于不败之地，充分显示了红二十五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1934年11月28日，红25军沿河南叶县、方城边界西进，在方城拐河镇东北孤石滩通过澧河时，遭到上万敌军的追击和夹击，敌军还控制了澧河西岸部分高地。当时，红军不仅兵力处绝对劣势，而且所处地形十分不利。在吴焕先的直接指挥下，韩先楚果敢迅猛，奉命强渡澧河，率领部队奋勇冲击，打退了与他同时抢占澧河西岸一个高地围寨的敌军，控制了这个至关紧要的制高点，以猛烈的火力压住了敌人，掩护了军直属队和后续部队渡过了澧河，摆脱了追击的敌军。

红25军进入陕南后，在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打出了鄂豫皖红军的威风：第一次反“围剿”，在文公岭重创敌126旅，在华阳镇打垮敌警备2旅，在葛牌镇击溃敌警备3旅;第二次反“围剿”，先奇袭荆紫关，再在袁家沟口全歼敌警1旅。这些战斗，韩先楚都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葛牌镇战斗中，他不幸身负重伤，仍坚持作战，伤未治好就归了队，左肩左臂成了残疾。

1935年7月，红25军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离开新建立的鄂豫陕苏区继续长征。越过甘肃泾河，经由镇原、庆阳县境，翻沟跨塬兼程西进，以牵制敌人的兵力和破坏敌人的大西北后方。在抢渡了马莲河，到合水县板桥镇时，担任后卫团的一个营遭到敌骑兵部队突然袭击，副军长徐海东从前卫赶到后卫，指挥该团二营投入战斗，抗击敌人，但因敌众我寡，也陷入了敌人包围之中。在这紧急时刻，在该团任一营营长的韩先楚和营政委刘震带领部队迅速抢占了阵地，以猛烈的火力击退了敌人的骑兵冲击，打开了一条出路，掩护徐海东冲出重围。建国后，韩先楚和徐海东会面时，有人和他逗趣：“你为鄂豫皖老区保住了一个大将名额!”

二、从东征到西征，从反蒋到抗日

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和陕甘红军会师，编成红15军团，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担任军团长、军团政委、副军团长。在他们领导下，韩先楚参加了陕甘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劳山、榆林桥战斗，他率队担任主要突击。10月，中央红军到达时，他受命指挥部队连续打下了东村、张村驿等地主武装长期固守的围寨碉堡据点，缴获了大批红军急需的粮食物资，并为直罗镇战役扫除了战场障碍。11月，直罗镇战役中，他率部首先堵住了敌人的去路，协同兄弟部队歼灭了据守南山的敌人后，又突入镇内。战斗结束，他提升为红15军团75师团长。

1936年春，红军东征山西，时为红75师团长的韩先楚，率部随中路军作战，他以两个营配合山西游击队包围石楼，控制黄河渡口，以一个营牵制了敌五个团的兵力，并掩护了毛泽东、彭德怀的指挥部，被任命为中路军副司令。之后，他又率部在双池镇附近打了一个没有上级命令的胜仗，歼敌一个营和民团百余人，升任红78师副师长。

1936年5月，红军开始西征甘肃、宁夏，已经升任红78师师长的韩先楚全程参加。红78师途经宁夏定边时，守敌马鸿逵一骑兵营倚仗城坚，固守不出。他策马绕城一圈，气定神闲：“敌惧我歼，攻城可克。”正待攻城时，西征军总指挥彭德怀来电：“置定边于不顾，继续绕道前进。”他坚信城可攻破，仍下令攻城，果然一战而下。彭德怀闻讯大喜，发来贺电：“你们机动灵活，攻克定边，庆祝胜利，防务移交宋、宋(红28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继续向盐池前进。”在攻克盐池县城战斗中，红78师又歼马鸿逵部1个骑兵营、1个保安团，缴获战马700余匹，受到红军总部的表扬。此战缴来的战马，装备了红15军团的骑兵团。

1937年初，韩先楚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长期的战场锻炼，加上一定的理论熏陶，为他成为一代名将奠定基础。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韩先楚担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徐海东)688团副团长。当年9月，115师首战平型关，歼日军1000余人，韩先楚也参加了这次战斗。战后， 他奉命在平型关、繁峙一线继续抗击日军。太原失陷后，韩先楚所在的344旅奉命随129师主力南下太行，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不久，韩先楚调到新组建的689团任团长。1938年4月初，日军集中3万余人，对晋东南地区实施“九路围攻”。为粉碎日军的围攻，129师首长刘伯承、邓小平决定：抓住日军一路，予以歼灭。15日，日军第108师团117联队3000余人由武乡北犯榆社扑空，当即撤回武乡。刘伯承决定歼灭该路日军，遂令129师主力及配属的韩先楚部689团由涉县以北地区向西疾进，当日进抵武乡附近地区候命。黄昏，预感形势不妙的日军弃武乡城沿浊漳河东撤。军情紧急，刘邓迅速决断：以129师772团和韩先楚部689团为左纵队，129师771团为右纵队，沿浊漳河两岸山地平行追击;同时，以129师769团为后续部队，沿武乡至襄垣大道跟进。16日拂晓，左右两路纵队超越日军并将其1500余人夹击于武乡以东长乐村地区，遂发起猛烈攻击。日军被截为数段，困在狭窄的河谷里无法展开。此时，已通过长乐村之日军主力为解救其被围困部队，集结1000余人，向129师左翼发动进攻。在戴家瑙，772团与10倍于己的日军激战4小时，阵地最终失守。由于在不利地形上遭敌火力压制，全团处境十分险恶。这时，韩先楚率团“与日军进行5次白刃战”，将敌人打了下去，使兄弟部队转危为安。刘伯承在观察所看到这一情景，拍手叫好并表扬了他。后来，武乡县在长乐村建立革命烈士纪念牌，还请韩先楚题词。

“文革”期间，韩先楚公开批评在各种文件头上都冠以毛泽东语录的做法，说这是“穿靴戴帽”。他坚决反对林彪及“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1967年1、2月间，正是全国刮起夺权恶风之时，他主持发布了《福州前线部队公告》，在福建、江西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当即由中央军委批转全国，在当时对回击极左思潮，保持部队稳定，安定社会秩序，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因此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忌恨，林彪和“四人帮”为此派人去江西接管支左，实际上夺了他对江西驻军的领导权。

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还保护了一些老干部，都是在下放劳动或靠边之时，他设法接到福州帮助安排生活和工作的。“四人帮”把持上海时，韩先楚和许世友、杨得志一道，坚决抵制“四人帮”插手江苏、山东、福建的阴谋，许世友称赞他是“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硬骨头。“四人帮”一伙则把他们视为眼中钉，一再对他们打击迫害。在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时，他在兰州军区，因为他不同意把邓小平作为敌我矛盾批，不同意向军队印发清华、北大的批判文章，他在会议上受到一些人的围攻和批判，说他是邓小平在大西北的代理人，责问他有什么“尚方宝剑”。

韩先楚反对借政治运动整人，“文革”中期，他主政福建，一些曾经喊过打倒韩先楚口号的群众，清队中在下面受到审查。有位群众将此情况写信给他。他在信上批示：喊打倒韩先楚的不能算错误。他还指示印发了这封信和他的批示，并在省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就这件事再三强调：凡喊打倒我的不算错误，更不能装档案。他一再说，“我们党内不能一个搞初一，一个搞十五，昨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

1980年起，因身体原因，韩先楚不再担任大军区司令职务了。但他仍然关心着部队的现代化建设，向中央军委提出过比较系统的建军的建议，提出过军队建设指导方针要实行战略性转变的意见。

1986年10月3，韩先楚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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