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不知名的“3月22日运动”组织的成员投掷出的这块铺路石，不仅是席卷法国的“红五月”风暴的先声，它还是20世纪法国、欧洲以及全世界的转折性象征。在它之后，世界从前现代迈入了后现代；它的主要遗产，就是我们今天所目睹、亲历并参与的这个多元、斑斓而世俗化的世界。
1968年5月3日，下午五点半，一个头发肮脏、“脚穿克拉克牌皮鞋”、“衣领皱巴巴”的青年，捡起一块铺路石向不远处的一部雪铁龙警车掷去。瞬间之后，车窗玻璃碎片横飞，警察队长克-布律内应声倒下。
这个不知名的青年能够想到么，他投掷出的这块铺路石，不仅是席卷法国的“红五月”风暴的先声，它改变了几位后来的法国总统，蓬皮杜、密特朗、希拉克，乃至法兰西英雄、第五共和国缔造者戴高乐的命运；它还是20世纪法国、欧洲以及全世界的转折性象征。在它之后，世界从前现代迈入了后现代；它的主要遗产，就是我们今天所目睹、亲历并参与的这个多元、斑斓而世俗化的世界。
农泰尔的星火
“红五月”的最初星火，可以追溯到当年年初的“农泰尔事件”。
这个论调让千万青年愤愤不平。当时，包括农泰尔文学院在内，众多大学正以罢课、周期性骚动的方式，争取男女夜间互访的权利。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是个开明、好脾气的中年人，他为此左右为难：一方面，主流舆论依然充斥着清教徒般的色彩；那些一战前后出生、信奉共和政体、经历过法国光复并视戴高乐为神祗的中产阶级，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像自己一样生活；在避孕药刚刚问世的年份，他们甚至要求自己的女儿或儿媳直到新婚之夜还是处女；另一方面，对出生在二战之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岁月、被称为“婴儿潮”一代的法国青年来说，这一切不仅散发着陈腐气味，它甚至显得荒诞、荒谬，乃至充满了道貌岸然、自欺欺人的虚伪劲儿。
也就是说，这是两代人的对抗。法国政府夹在其中，动辄得咎。它折磨着历任教育部长、乃至蓬皮杜总理的神经。在克里斯蒂安-富歇的教育部长任上，一项旨在折中的法案被通过了：女生可以在夜间11点之前造访男生宿舍，但女生宿舍的隔绝是“不容更改的”；在阿兰-佩雷菲特的教育部长任上，他试图以21岁（法定成年年龄）为界线，成年学生的一切交往都不受限制，反之则不行。但无论哪项法案，都遭受了全社会的一片嘘声。中老年人抗议说，这么一来，“一切都将乱套”；法国青年的态度更为激烈，他们大声咒骂：“伪善！这个令人作呕的政府，它谁都想讨好，结果只能适得其反。”（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
在阿兰-佩雷菲特部长、蓬皮杜总理乃至戴高乐总统都小心翼翼地面对青年问题时，可以想见，米索夫的轻率之言，将引发学生们怎样的愤怒。这一天，当米索夫依旧以傲慢姿态，走向聚集着的百余名青年时，一个有着红棕色头发的学生也向他大步走去。在狭路相逢的火药气息中，这个年轻人冷冷地说道：“我读了阁下的白皮书。我注意到，在600页的荒谬之言中，竟然没有一句谈到青年的性问题。”
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红五月”风暴的主角达尼埃尔-科恩-本迪。
1968年5月19日,第21届嘎纳电影节进入第10天，后因“五月风暴”电影节流产，现场失去控制
科恩-本迪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1946年生，德国籍犹太人。与其说他是那个刻板、严谨、天赋过人的民族的产物，毋宁说，他是纯粹的、彻头彻尾的法兰西之子：远在1933年，为躲避纳粹的反犹迫害，他的父母就举家迁徙到法国莫托邦；在那个宁静的小镇，他们先后生育了两个儿子，卡布里尔与达尼埃尔。直到1959年，他们才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而此时，那些卢梭式的、洋溢着法兰西色彩的气质，挥洒个性、崇尚想象、歌颂自然、视情感而非理性为人生的终极价值……所有这一切，早已融入了他们的心性与魂灵。后来，洛朗-若弗兰这样评价卡布里尔：“一个极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
与自己的兄长相比，科恩-本迪走得更远。1965年，他们的父母先后去世后，“他为了返回法国……而在农泰尔文学院注册了社会学系”。从此，他依靠微薄的助学金生活，并渐渐表现出贯穿“红五月”风暴的那些气质：他的老师、社会学系主任阿兰-图雷纳后来回忆说，他生动活泼、热情洋溢，喜爱辩论并极富怀疑精神，“他在课堂上的讲话从没少于十分钟”；洛朗-若弗兰则概括道，“他炽烈、凭直觉行事，具有天赋的鼓动才能……他是同代人中出类拔萃、犀利善辩的演说家”。
不仅如此。在农泰尔文学院的几年，科恩-本迪手不释卷、“为言论所麻醉”；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安那琪（无政府主义）思想。他并誓言埋葬旧伦理、旧社会、旧国家乃至旧世界。他的精神历程，完整地展现了“婴儿潮”一代的普遍观感。
1956年初春，在一个深夜的秘密会议中，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作了《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份报告掀开了世界范围内的去斯大林化运动。西方左派先是一片哗然，继而开始了长达几年的争论。一些人指责说，苏联、赫鲁晓夫正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另一些人则反复控诉着斯大林的罪行。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意味着苏联神话的破灭。苏维埃俄国不再代表人类的未来了。
换言之，在长达几年的争论中，应声倒下的不仅是斯大林的雕像，还有两代人的苏俄梦。与此同时，冷战铁幕、“杜勒斯主义”、去殖民化运动、越南战争……一波又一波的事件、风潮，也粉碎着“天赋人权”、“普世价值”的说辞，乃至1789年的神话与《独立宣言》的盛典。不是吗？西方的撤离殖民地，并非因为自由梦想、人权信念或博爱精神，而是因为失败与流血；不是吗？在越南战场上或死或残的那些青年，与其说是死在游击队员的枪口下，毋宁说，他们死于白宫和华尔街的一己私欲；不是吗？在公民权利、“人人平等”的粉饰中，政客、寡头与银行家们依旧高高在上，劳工、普通民众乃至中产阶级依旧被盘剥被奴役……
正是在这样的观察与思考中，一群群青年渐渐走出冷战，走出了无止无休的意识形态论争。是的，无论莫斯科还是华盛顿，它们说法不同，但实质无异；它们都是科学主义、“理性精神”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产物。它们都以机器、工具为出发，自觉地束缚、被奴役于机器和工具，只不过一方在说，私有制更适合工具的发展，另一方则抗辩说还不够，还要再进一步。但，人生是这个样子的吗？所有这些人为的产物，无论机器、社会组织、政权还是家庭，都应该是人的工具，而不是相反；它们都应该让人活得更好，而不是反过来奴役人，让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让人受压迫于权力和货币……
也是在对工具理性的反思、“生活即目的”的思考中，科恩-本迪渐渐成为一名安那琪分子了。他以愤怒、叛逆的形象，肆无忌惮地抨击着现实中的一切，伦理、家庭、政权、宗教、资本主义与苏俄集权主义……他反抗一切。他刺眼的红棕色头发，他“红色达尼”的绰号，他的才华、风格、个人特质与澎湃激情，后来也无处不在地贯穿了1968年5月的法国。几乎可以断言，如果没有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席卷法国的“红五月”就不会如此动人，如此让后人反复评说。
然而，如果这一天米索夫采取了克制态度，那么，农泰尔星火会不会成为“红五月”的先声？这个年仅22岁、后来被称为“红色达尼”的愤怒青年，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度堪与戴高乐较量的法兰西中心人物呢？这一切都是永恒的历史之谜。无论如何，这一天米索夫的反应，粗暴、过分乃至夹杂了大腹便便的恶俗官僚气息。
米索夫回答：“如果你有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建议你一头扎进这个游泳池，用冷水来败败火。”
在百余名青年的哗然声中，科恩-本迪大声地喊道：“听，我们得到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法西斯式的回答！”而另一名在场的学生后来回忆说，科恩-本迪的这个记忆有误；他当时说的是反话：“希特勒万岁！米索夫先生，你真了不起啊！”（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5月风暴史》）
1968年6月12日，法国巴黎，学生发动反政府暴乱，几名法国学生从暴乱现场逃离，其中一名受伤
“3月22日运动”
当天下午，这场被法国官史称为“口角”的冲突，迅速传遍了整个校园。在农泰尔文学院的各个角落，学生们纷纷议论着这个原本默默无闻、时为社会学系三年级学生的红头发青年。他们并为他取了一个亲切的、有着浓重格瓦拉色彩的绰号，“红色达尼”。
这是“红色达尼”在历史中的第一次登台亮相。他由此获得了百余名青年的追随、几千名学生的关注。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去的日子，他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想象力以及百出的花招、“捣蛋鬼”的风格，渐渐使他成为法兰西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渐渐使法国“红五月”超越了大洋彼岸的美国青年：从身体的解放、欲望的狂欢，演进为和平理想，演进为青年的主体性，演进为社会福利，演进为政治制度，并始终贯穿着“人类该如何栖息”的永恒话题。
2月14日，西方情人节。这一天，在副主席雅克-索瓦热奥的倡议下，法兰西全国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法全联”）发起了罢课运动。五十余万大学生大多卷入了这场风潮。然而，“红色达尼”很快发现，在阿兰-佩雷菲特抛出“成年界线”法案之后，大学生已成为主流舆论的谴责对象；倘若再围绕“夜间互访”问题做文章，法国青年将失去大多数人。为此，他狡黠地将目光转向了反战运动；他并向“法全联”建议，以几天后的2月21日为“越南日”，发起全国范围内的反战集会和示威游行。
他抛出了又一个新名目。长久以来，法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异常古老、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大学是神圣的，所有暴力机器都不得介入。然而，在学运潮流愈演愈烈之际，是格拉潘院长而不是其他人，在一场小骚乱中招来了警察。以此为借口，科恩-本迪向格拉潘提出申请，借用一间大阶梯教室，以全校性辩论的方式来探讨“格拉潘做得对不对”。
理所当然地，格拉潘拒绝了。这正中“红色达尼”的下怀。他仿佛有了天大的理由，2月29日这一天，他率领百余名青年大摇大摆地强占了学院行政楼。而在格拉潘让人拉下电闸后，他大声叫喊：“两分钟！两分钟之内不恢复供电，我将占领整个学院！”
不到两分钟，行政楼又亮起来了。
此后几天，科恩-本迪的花样一个接着一个。在会议室摆上香槟、将报告厅变成舞池之后，他抛出了“142人声明”，号召巴黎大学圣米歇尔校区的“同学们”一起干；当那些“同学们”果真动手、占领了笛卡尔梯形教室后，他又和愁眉苦脸的格拉潘院长开始了猫抓老鼠般的游戏：他说，院方要为学生提供一间专供政治集会的大教室，否则不予撤出；而格拉潘划拨了一间有500个座位的教室后，他又说，这个教室不够用，必须有1000个座位；最后，当格拉潘拒绝时，科恩-本迪更加干脆，他又重演了一出“抢占”大教室的老戏……
3月下旬，将这个可怜的老头儿，被戏称为“总是自由主义”的格拉潘耍了个够后，“红色达尼”似乎不屑再欺负这个老实人了。他试图折腾出更大的动静来。
由于历史渊源，法国积极地介入了越南战争的调停。这一年，在众多密使相互试探、穿梭往来之后，美越双方决定在巴黎开始公开的停战谈判。然而，想让戴高乐不好受的小伙子多着呢！3月22日这一天，百余名左翼青年袭击了位于巴黎歌剧院附近的美国捷运公司，并焚烧了一面美国国旗。当天晚上，参与行动的6名学生被捕，其中包括农泰尔文学院学生、与科恩-本迪私交不错的格扎维埃-郎格拉德。几十年后，科恩-本迪谈到，他“马上感觉到机会来了”。
当天傍晚，科恩-本迪等人再度占领了行政楼，以抗议警察逮捕学生。许多当事人后来回忆，那一天，“啤酒和三明治摆满了教授们通常辩论的椭圆形讲坛……议论、推断、欢笑，直到深夜一点半”。但，这已经不再是“红色达尼”与格拉潘院长的游戏了：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一个小小的、仅有142名成员的组织诞生了；不久后，这个效仿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7月26日运动”、命名为“3月22日运动”的小团体，将成为法国“红五月”风暴的核心组织之一。
“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星期”
仅仅12个小时之后，科恩-本迪就被释放了。那么，签发传讯令、多少意在恫吓的那名警官能否想象呢？此举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它使那个爱激动、无事也要生非的捣蛋鬼走出了农泰尔围墙，并一举成为全国性的知名人物。
几乎刚刚步入警察局，在圣米歇尔广场一带，几十个左翼学生组织、上千名青年立即鼓噪起来。他们叫喊，“这是猪猡们第一次跨进大学围墙抓人”！他们的声势如此之大，以至于惊动了蓬皮杜总理。洛朗-若弗兰后来写道：“蓬皮杜……选择了宽容。”他亲自打电话要求警察局放人。
不仅如此。走出警察局后，科恩-本迪发现，众多记者、摄影师正等待着他；“隔几米远就有两名警察面对面地站着，长长地”，仿佛正接受他的检阅。这个捣蛋鬼的兴致一下子来了，他旁若无人地谈笑风生。在他的滔滔不绝中，镁光灯不断闪起。当天深夜，他的头像、名字与“红色达尼”的绰号，就出现在印刷厂的千万份报纸上。只要天一亮，邮差就会把它送进巴黎与法国的千家万户。
科恩-本迪成为全国性知名人物了。而这一天，发生的事情还远不止这些。
“下个星期，将是法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星期。”这个晚上，面对几百名为他举行凯旋会的青年，科恩-本迪一本正经地、多少显得煞有其事地宣称：“我们将和这个星期融为一体。我对你们说知心话，由于我是带头者、领袖，我将放弃个人崇拜……”
这一天，除了科恩-本迪自己，或许没有一个法国人预感到暴风雨的来临。甚至，五天以后的1968年5月2日，当百余名“3月22日运动”成员再度出手、如同儿戏地第三次占领学院行政楼时，这些亲历者也丝毫不能预料到，此举将引发怎样的轩然大波。
1968年5月19日，第21届嘎纳电影节放映大厅，西班牙导演卡洛斯索拉参赛影片即将拉开帷幕。后因“五月风暴”，电影节被取消。
天井院
学院行政楼第三次被占领后，格拉潘院长终于动怒了。
两个多月以来，这个老实得有点窝囊、温和得近乎懦弱的老头儿，遭遇了接二连三的空前凌辱。在法国教育界，他已经成为一个失败的象征。他不愿再容忍，他决心惩戒“红色达尼”及其同伙了。这一天下午，通过学校纪律委员会，他给科恩-本迪等八名“3月22日运动”首脑送来了法庭传票。与此同时，他贴出公告，宣布关闭农泰尔文学院，以釜底抽薪地让科恩-本迪丧失主要舞台。他的这些手笔如此干净利落，以至于被认为“表现出了一生中绝无仅有的勇气”。
那么，格拉潘能够想到么，和那名传讯科恩-本迪的警察没什么两样，他的这些手笔是如此笨拙、如此为他人做嫁衣裳。他们只会按照常理出牌，而科恩-本迪却不仅能够嗅到暴风雨的气息，他并且诡计多端、花样百出。这是庞大臃肿、恍若巨象的管理当局与机智灵活、犹如小猴子的“红色达尼”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的开始阶段，从格拉潘、阿兰-佩雷菲特到蓬皮杜、戴高乐，无不大输而特输。
接到法庭传票后，科恩-本迪不惊反笑。当天晚上，他迅速召集了几个学生领袖商量对策，其中包括“法全联”副主席、曾认为科恩-本迪“太不可预料”的雅克-索瓦热奥。在简短的会议后，鉴于农泰尔文学院已经关闭，他们决定转移战场，次日在巴黎大学圣米歇尔校区天井院举行集会。
天井院的集会，一开始显得异常疲沓、冷清。只有两百余名青年前来参加。更要命的是，无论雅克-索瓦热奥还是法国共产党《人道报》主编乔治-马歇，两名演讲者的表现都令人不敢恭维；而辩才无双、恣意汪洋的“红色达尼”，这一天似乎有些心不在焉。现场始终懒洋洋地。洛朗-若弗兰后来写道：“中午时分，大家分散去吃午饭；午饭后，也许会有更多的参加者。”
午饭后，参加者果真多了些，但现场依旧是“上午呆滞集会的重复”。这个时候，一个饶有意味、至今扑朔迷离的小插曲发生了：主角科恩-本迪悄悄离开了会场；而一个小时以后，一名青年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他说，百余名极右翼分子携带器械，正在赶赴天井院的路上；他们打算扰乱集会并袭击左翼学生。
这句话引发了天井院的沸腾。
几年来，左右翼青年阵营鲜明、剑拔弩张；他们不仅动口、而且动手。以现场的几个小团体为例，无论RCY（革命共产主义青年）还是YNL（青年列宁主义联盟），都拥有自己训练有素、好勇斗狠的纠察队。其中YML的纠察队被认为“极富纪律”、“令人吃惊地精通短粗木棍和铁棒的使用”。后来，许多当事人回忆说，得到这个消息后，“纷纷从随身携带的塑料包里找出防护面罩。有些人拔出椅子腿，有些人收拢着工程用的石块。……狂热的喧闹、小型的戒严控制了巴黎大学”。
附近教室里的一些左翼学生也纷纷赶来。五百余人聚集着，准备把巴黎大学变成战场。这时候，又一个次要人物出现了。正是他与传讯“红色达尼”的警察、与倒霉的格拉潘院长一起，阴差阳错地制造了5月3日的骚乱，制造了那块铺路石，并引发了长达月余的法国大动乱。
这个人就是巴黎大学校长罗什。
1968年5月19日，第21届嘎纳电影节停办，导演特吕佛，制片人克劳德-雷路许，大师级导演戈达尔。
铺路石
两个多月来，罗什始终忧心忡忡。他担心农泰尔校区的瘟疫弥漫到圣米歇尔校园；他担心自己重蹈格拉潘院长的覆辙。这一天，当左翼学生们忙着武装校园时，罗什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不是不明白召来警察的后果，但他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巴黎大学变成斗殴场。几经犹豫之后，他终于拨打起了巴黎警察局长穆里斯-格里莫的电话。
穆里斯-格里莫是一名青年问题专家，一个学者型的官员。他很讨年轻人的喜欢。正因此，这个优雅、细腻、性情温和的业余作家，才被调任“没有一点心理准备”的巴黎警察局长职务，以应付越来越频繁的校园骚动。罗什希望，以穆里斯-格里莫的经验，圣米歇尔的斗殴或许能够平息。
问题在于，这个晴朗的午后，穆里斯-格里莫正乘坐一架直升机、翱翔于巴黎的上空。罗什找不到他，于是这个倒霉的差使，落到了警察局办公室主任保利尼的身上。后来，洛朗-若弗兰写道：“穆里斯-格里莫在现场的话，兴许就不会发生骚乱。”
比起罗什，保利尼更显犹豫。他不愿去捅大学这个马蜂窝。但在罗什的反复央求下，他到底让步了。他让罗什提交一个书面申请，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么一来，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措，“警察介入大学”，至少有了一面挡箭牌。
接近午后三点钟，大队警察终于出现在了圣米歇尔校区。在场的主要学生领袖、“法全联”副主席雅克-索瓦热奥很识时务，他知道这一场架是打不起来了。他主动上前和带队警官协商，希望允许他们离开圣米歇尔。带队警官也很干脆：这不是镇压，这是疏导；学生们当然可以离开。但，为防止闹事者再度集结，他希望小伙子们“能坐着警车离开”。
这个纯属画蛇添足的手笔，是这一天无数阴差阳错的又一个。后来，评论家皮埃尔-蓬特写道，“只要让肇事者自行离开……一切就会进入秩序”。随即，又一个小过失使事态雪上添霜、并最终一发不可收拾：由于警察们毫无准备，他们只有几部“色拉筐”（警车的戏称）；而需要运送的学生多达四五百人，于是，装车工作慢吞吞地进行着。在警车往返运送之间，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大约五时许，正值学生们下课、去饭堂，他们纷纷加入了围观的行列。聚集到几千人的时候，突然间，一声“猪猡们滚出去”响起了。随即无数学生加入了混乱的叫骂。正当警察们不知所措之际，那名邋遢的、不知名的、科恩-本迪所说的“3月22日运动”成员，拾起了那块铺路石。他划出一个完美的曲线，准确地击倒了大约20米开外的法国警察队长克-布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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