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会议三巨头本文系蒋经国对1945年夏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回忆。

1945年2月，美国因为要苏联参战，提早结束对日战争，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订了《雅尔塔协定》。我们当时为着要打退压境的强敌——日本，只好委曲求全，根据《雅尔塔协定》，和苏联政府谈判，签订了中苏条约。

1945年，美国还没有把《雅尔塔协定》公布以前，我们政府已经派员到莫斯科去进行中苏谈判，我也参加。这次的交涉，是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先生领导的。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起初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止下流，随后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着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父亲(指蒋介石)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及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私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当见到斯大林时，他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他当时态度非常倨傲，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年，则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我就追问他说：“为什么呢?”他答道：“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我又问他：“德国投降了，你占领了一部分，是不是德国还会起来?”他说：“当然也要起来的。”我又接着说：“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样快，这几年的时间你可以不必防备日本。”他说：“快也好，慢也好，终究还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5年以后就会起来。”我说：“给美国人管，5年就会起来，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他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5年。”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斯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还是害怕我们强大起来，因此，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

接下去，他又说：“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

这个力量是谁?他先故意不说。我就反问他：“是不是美国?”他回答说：“当然!”我心里暗想，美国人订下了《雅尔塔协定》，给他这许多便宜和好处，而在斯大林眼中，还忘不了美国是他的敌人!

最后，经过许多次的谈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终于签订了。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许‘独立’，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投票。”这原则，斯大林总算是同意了。

我还记得，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苏方代表又节外生枝。他的外交部远东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条约上附一张地图，并在旅顺港沿海一带区域，画了一条黑线，大概离港口有20海里的距离，在这线内，要归旅顺港管辖。照国际法的观点，公海范围是有一定的规定，就是离开陆地有一定的距离，俄方此一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这一问题，争执了半天，从下午四点半到晚上两点钟，还没有解决。我很不耐烦地说：“你要画线，你画你的，我是不能画的。”他说：“不画这个线，条约就订不成!”我说：“订不成，我不能负责，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他说：“我是有根据的。”我说：“你有什么根据?”他拿出一张地图，就是沙皇时代俄国租借旅顺的旧图，在这张地图的上面是画了一条黑线的，并且指着说：“根据这张图，所以我要画这一条线。”

我觉得非常滑稽，因此讥讽他们说：“这是你们沙皇时代的东西，你们不是早已宣布，把沙皇时代所有一切条约都废止了吗?一切权利都全部放弃了吗?你现在还要拿出这个古董来，不是等于还承认为你们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吗?”他有点着急说：“你不能侮辱我们的苏联政府!”我说：“你为什么要根据这个东西来谈判呢?不是等于告诉全世界说：你们还是同沙皇政府一样吗?”他说：“你不要吵闹，你的火气太大。”我说：“你要订约可以，但无论如何这一条线是不能画下的!”

经过一番力争之后，这一张地图，虽附上去了，可是那一条线始终没有画出。由这件事看来，我们完全了解，斯大林原来就是沙皇的再世。

错失最后一次机会：中国还有机会收回外蒙古吗?

2010年，是蒙古民主革命成功20周年纪念，2011年，则是蒙古首次宣告独立100周年纪念。蒙古人对这两个特殊年份的看法，蒙古通讯社社长巴桑苏仁的总结极具代表性：“100年前，我们不再听从北京的命令，20年前，我们不再看莫斯科的眼色，我们是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

几乎所有蒙古政治、知识精英谈到历史时，都有四个基本共识：一、对独立备感骄傲;二、对民主充满自豪;三、对成吉思汗无限景仰;四、强调“平行外交”，即在所有大国间，尤其是中俄之间，均衡发展关系，不能再回到受大国支配控制的历史。

由于对蒙古国民心态缺乏基本了解，中国大陆很多人误以为，蒙古摆脱了苏联控制，眼看着昔日的“祖国”如此欣欣向荣，或许会有主动回归之心，内地互联网上长期流传一篇《蒙古大呼拉尔讨论回归中国》的“新闻”，颇能代表部分中国人的这种一厢情愿。

相对大陆官方的理性务实，台湾在外蒙古问题上就显得缺乏基本的现实感。

台湾“内政部”1999年最后一次出版的《中华民国全图》(此后未再出《中华民国全图》)，因为蒙古国还在版图之中，中国的轮廓是“秋海棠”而非“雄鸡”;此外，国民政府1930年代制订的《蒙古盟部旗组织法》，直到2006年才被台湾官方废止;而国民政府时期主管蒙区(含外蒙)和藏区事务的“蒙藏委员会”，竟一直延续至今(业务早已变迁)。

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冲突，在台湾被争议多年。直到2002年，才通过修订《台湾与大陆关系细则》，将蒙古从“大陆”的定义中剔除。

1918年时，外蒙还有华人10万左右，到1963年时，统计显示为“无”。至1969年时，才又显示为“725人”。

因此，可以说二战结束后，无论任何人执掌中国政府，早已被“俄化”的蒙古之“独立”其实都是无法逆转的。

蒙古国眼中的“蒙古回归”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网上热炒的《蒙古大呼拉儿讨论回归中国》的假新闻，同样传到了蒙古国，并广为人知。

蒙古有些通晓汉语的大学生，常逛中文互联网，此则假新闻被翻译成蒙文后，又被转贴到蒙古互联网上，原始假新闻及中国网民在跟帖中对此热烈的美好想象，让看到它的蒙古人极为愤怒，它不但让无数人痛骂“想入非非的中国人”，还经过无数次网上网下“变形传播”，让不少蒙古老百姓误以为“中国将来会吞并蒙古”，加剧了对中国的防范排斥意识。

一位常驻蒙古的中国某机构负责人，孩子在当地国际学校上学，同学都是蒙古国政要名人子弟，这位中国学生的蒙古同学很认真地对他说：“我们知道的，你们中国对我们有野心。”而他们消息来源，即是这篇假新闻引发的中国网民的反应。

研究中蒙经贸关系的蒙古科学院学者旭日夫先生也提到此事，“这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不利于在蒙古生活的中国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大陆某家喜欢以煽动性新闻做封面的国际类报纸，其带有民族情绪的新闻，无论是否与蒙古有关，都经常会成为引发蒙古媒体关注并炒作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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