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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远舰撞向的敌舰，有可能不是‘吉野’，而是日舰旗舰‘松本’。”陈悦说，经过沙盘推演当时黄海海战的战局，他发现当时“吉野”属于游击队，而“松本”则位于“致远”的前方。

本文摘自：《广州日报》2015年10月14日第AII4版，作者：张丹，原题：《解密粤人邓世昌》

（编者按：查甲午海战中日军旗舰为“三景舰”中的“松岛”号，而非文中所写“松本”，甲午海战中日本舰队也没有“松本”号，此处当是将“松岛”误记为“松本”，作为转载方，凤凰历史特此说明。）

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发生的甲午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舰多处受伤，燃起大火，船身倾斜。在这危急时刻，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少有人知道,为世人敬仰的英雄邓世昌，出生在当时广东番禺的邓氏族内，是广东人。

广州海珠区宝岗大道的邓氏宗祠内，坐落着邓世昌纪念馆。如果不是偶尔有大巴前往参观，这个位于小巷之内的纪念馆，几乎与其他大姓宗祠无异。

补录学生

1849年，邓世昌生于番禺县龙导尾乡（即现海珠区龙凤街）一个茶叶商人的家庭。由于父亲需要到上海经营茶庄，10岁左右的邓世昌就随父亲来到了上海，并一直生活至他考入福州船政学堂之前。

“当时福州船政学堂大部分都是福建人，广东这一批学生，是属于学堂扩招的补录学生。”邓世昌纪念馆馆长郭勇介绍说，为了能够参军报国，18岁的邓世昌专门回到了广东，参加福州船政学堂的扩招考试。他告诉记者，福州船政学堂进行扩招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学堂内全部是西式教学，来自外国的军官都是用英语或法语进行教学，而福州本地招收的学生，则很少具备这样的外语能力。

招收开放通商较早的广东学生，让外语较好的广东学生带动福建学生，成为船政学堂解决语言问题的办法。“由于邓家世代经商，邓世昌小时候一直在教会学校上学，接受西式教育，在这方面具有很大优势。”郭勇说。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陈悦的认可。身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客座研究员的他告诉记者，实际上，同邓世昌一起入学的林国祥、叶富、李和等广东籍学生，都是属于具有非常好的语言功底的学生，因此，他们在船政学堂学习更快，也更加得心应手。

“邓半吊子”

在后学堂驾驶专业中，除了英文课之外，专业基础课程包括了算术、几何、代数等，而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则加入了航天文化学、航海理论、气象学、地理等课程。所有的课程都完全按照西方的教学课程去完成。

其中，邓世昌在学业方面表现突出，被船政大臣沈葆桢称为“最伶俐的青年”。1874年，邓世昌在后学堂第一届驾驶与管轮专业毕业。

此后，邓世昌先后任福建水师扬武巡洋舰大副，1878年晋升舰长。1879年调赴北洋水师，任飞霆舰舰长。不久，又调任镇南舰舰长。

1882年，邓世昌率舰援朝，挫败日本侵朝计划，补升游记（从三品），任扬威舰舰长。1886年，北洋水师向英国订购“致远”、“靖远”和向德国订购“经远”、“来远”时，派邓世昌等前往接收驾驶回国。1887年，邓世昌调任致远巡洋舰任舰长。

尽管业务能力出色，但相比较北洋水师中的闽籍军官，邓世昌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别人上岸他守舰，别人看戏、打牌他也不参与，这在当时北洋水师的大环境中，显得有些‘特立独行’。”陈悦说，尽管与闽籍军官有些不合群，但邓世昌的出色，还是得到了包括丁汝昌在内的上级的认可。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研究院原馆长戚俊杰告诉记者，在日常的军舰管理、训练当中，邓世昌由于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所以才在军中、老百姓当中传出，说他不会办事，甚至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邓半吊子”，认为他不讲人情往来。

但邓世昌实际上也有温和的一面。陈悦介绍说，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在接回“致远舰”等舰的途中，经过直布罗陀海峡时，遇到被贩到那里的国人求救。其他舰都不敢违规让这些人上船，而邓世昌却用招收“锅炉工”的办法，让他们乘舰一起返回了祖国。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4450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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