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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说：“很长时间以来，政府患上了一种疾病，就是那种试图掌控一切、预料一切、操纵一切的权力常见却无法治愈的疾病。”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托克维尔深知，法国虽然罹患的是新病，但其根源却埋藏在历史深处。

“上医”托克维尔

终其一生，托克维尔一直承受着双重病痛的折磨。相较于个人身体的痼疾和苦痛（胃病和神经官能症），弥漫于整个民主化时代、在法国盘桓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政治和精神顽疾，更让托克维尔忧思难忘，让他在黑暗中感到阴郁、在恐惧中感到战栗，在倦怠、麻木和冷漠中体味到操心、苦恼和焦虑，也让他在卑劣琐屑的沉沦和单调乏味的平庸中升腾出“强烈的恨、炽烈的爱、远大的希望和坚强的信念”。

正如我们在细读托克维尔的文稿时所不断印证的，托克维尔一直念兹在兹的是作为“政治体”（body politic）的法国所罹患的各种病患：“我觉得在法国大革命的病变中有某种特别之处……这是某种新事物、未知的病毒”，“在1789年、1815年、1830年，人们都认为，法国社会受到暴力病症的侵害……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是一种慢性病……我们注定要长期摇摆于专制主义和自由之间”，“您会发现，法国相当平静而繁荣，但实际上不安定。法国人的思想一直经历着一种奇特的病态”，“使我们陷入如此深重的病症的原因，更多的是错误的政治经济学观念……我不认为您跟我谈起的济贫法是治疗这一病症的恰当药方，至少目前不是”，“以前我们觉得可以改变自己，现在我们认为无力进行改革；以前我们有种极端的骄傲，现在则堕入同样极端的卑微中；以前我们认为无所不能，今天我们觉得一无所能，我们更愿意相信，斗争和努力从此成为徒劳，我们的鲜血、肌肉和神经将永远比我们的意志和品德强大。这正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病症；这病症与我们祖先的病症恰成对比”，“威胁我们这样的民族的最严重的疾病是民情的逐渐萎靡、心灵的堕落和趣味的粗俗；那是未来的危险所在”，“我认为我的病不会痊愈，就像法国的病不会完全好一样”，“也许有一天，命运的偶然会让我们碰上一张写有治疗我们所有弊病的药方，或是遇上一位知晓这一药方的人”。

或出于命运的偶然，也或出于隐秘的天意，寻找救治“法国病”药方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托克维尔的肩上，而托克维尔也名副其实地成为“治国”之“上医”（中医有“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的说法）。托克维尔当然知道，这是一副政治重担，因为法国所感染的是一种世所未见的新型病毒，所罹患的是一种莫可名状的未知之症。对此，那些熟读医书、循规蹈矩的传统的国医圣手们只能束手无策、望病兴叹，就像托克维尔所尖锐地批评的那样，“他们好像那些渊博的医生，对古来的疾病了如指掌，却对他们的病人所患的新的具体的疾病一无所知。他们用他们的博学杀死他们的病人，这并不鲜见！”托克维尔深知，法国虽然罹患的是新病，但其根源却埋藏在历史深处。也就是说，为了救治“新病”，我们必须深入到“旧社会”和“旧制度”的内在机理：

我承认在研究旧社会的每个部分时，我从未将新社会完全置之不顾。我不仅要搞清病人死于何病，而且要看看他当初如何可能免于一死。我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当我在那个时代的法律、思想、风尚中碰到吞噬过旧社会、如今仍在折磨我们的某些弊病的痕迹时，我也特别将它们揭露出来，以便人们看清楚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恶果，从而深深懂得它们还可能在我们身上作恶。

通过对“旧制度”和“旧社会”的解剖，托克维尔发现，那个招致“旧制度”毁灭，并在“大革命”之后所建立的新的政治肉身上借尸还魂、继续兴风作浪的致命病灶，就是那种以“行政集权”和“国家主义”为中心的“民主专制主义”，就像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很长时间以来，政府患上了一种疾病，就是那种试图掌控一切、预料一切、操纵一切的权力常见却无法治愈的疾病。”

民主专制主义的病理学

诚如让·博丹所说，“国家要得到优良和明智的治理，其头号法则就必须是观察其状况，了解每个国家的力量和性质，明辨侵袭它们的那些疾病的原因。”故而，对于托克维尔而言，为了辨证施治、对症下药，其首要任务便是要辨明“民主专制主义”或“平等专制主义”的病因和病灶。这既是托克维尔著述中最浓墨重彩、激荡人心、最富创见的部分，也是崇明这部著作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实际上，作为一种“政治之癌”，专制主义的病患可谓源远流长。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就曾将专制政治（又称僭主政治）定义为“以主人管理其奴仆的方式施行统治”的“变态政治”，并揭示出了专制主义“僭术”的各种秘辛。

世易时移，虽然新时代的“民主专制主义”与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传统专制有着不可避免的“家族类似”——如其目的都是为了剥夺人们的“自主”和“自由”，使其永远处于奴役状态，但在托克维尔看来，作为一种新型的柔性专制，这种“民主专制主义”奠定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基础之上，而古老的传统术语如“专制”和“暴政”，也已不足以完整地呈现其性质、界定其特征。对于这种中世纪闻所未闻的“民主专制主义”，托克维尔描述道：

社会中不再有等级，不再有阶级划分，不再有固定的地位；人民由彼此几乎相同、完全平等的个人组成；这个混杂的群体被公认为唯一的合法主宰，但却被完全剥夺了亲自领导甚至监督其政府的一切权力。在它头上有个独一无二的代理人，他有权以他们的名义处理一切事务，而不必征求他们的意见。控制他的是不带机构的公共理性；阻止他的，则是革命而不是法规：法律上，他是听命于人的执行者；在事实上，他是主人。

那么，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种“民主专制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呢？它与传统的专制又有何种区别呢？

《创造自由：托克维尔的民主探索》，崇明著，上海三联，2014。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崇明指出，首先，“民主专制主义”是欧洲历史上绵延数个世纪的民主化浪潮，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个人的拉平化、软弱化、疏离化，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产物。或许，在古代的僭主看来，现代的专制者只需借助于浩浩荡荡、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借助于现代人对于平等主义意识形态的天然喜好，借助于民主人的焦虑、嫉妒、骄傲和贪婪的私欲，无需诉诸任何危险的暴力和艰苦的努力，就可以兵不血刃地荡平疆土之内的豪强之士，一劳永逸地在民主人中间树立无形的但却沟壑森严的壁垒。这样，人民是平等了，但同样地软弱，民众是靠近了，但都无所依凭。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出于主动选择，还是出于被逼无奈，专制统治的降临都只是个时间问题；

其次，作为一种新型的柔性专制，“民主专制主义”呈现出与传统专制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特征。一方面，与传统的僭主只谋求一身一家之利益不同，现代专制者号称致力于民众的幸福，自称是民众的奴仆。就像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即便是像波拿巴那样的专制统治，也必须“以平民主义——民主的方式使自己合法化”；另一方面，与传统的僭主政治体现出鲜明的个人统治和个人忠诚不同，现代的专制者往往表现为承载着“人民主权”的非人格化的国家机器，尤其是国家的行政机器，也就像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链条被打碎了，新主人无以名状”。也正因为如此，“民主专制主义”才更具欺骗性，因而也更加危险：

这权力绝对、细致、有序、远虑、柔和。如果它的目标是让人成年，它将类似于家长；但是恰恰相反，它希望人们永远一劳永逸地停留在孩提时代；它很高兴看到公民们自得其乐，只要他们除了享乐便无所用心。它很愿意为他们谋幸福，但希望成为这一幸福唯一的代理人和仲裁者；它保障他们的安全，预见并满足他们的需要，促进他们的享乐，领导他们的实业，管理他们的继承，分配他们的遗产……

政府这样把每个个体依次置于有力的掌握之下并按它自己的想法塑造他们。然后便把全社会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它用一张其中织有复杂细致、全面统一的规则的密网控制住社会，最有独创精神和最生机勃勃的人也不能突破控制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它不践踏人们的意志，但它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它很少强迫人行动，但经常阻碍人行动；它什么也不破坏，但阻止新生事物；它不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人，使人精神颓靡、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不过是一群胆小而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牧人。

但是，即便是服从最仁慈的主人，那也是一种道德上的堕落。因为在托克维尔看来，正是在“国家”这个财大气粗的主人事无巨细、无微不至的监护、关爱和照料中，人们失去了运用自己自由意志的能力，甚至失去了运用自由意志的意愿，而能否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正是区分自由人和奴隶的核心标志。

重造“政治”与成为“自由民族”：“法国病”的救治之路

托克维尔之所以不辞辛劳地解析“民主专制主义”这种典型的“法国病”，是为了将法国重新塑造为一个“自由民族”。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矫治作为“民主专制主义”之病根的个人主义：也即让个人走出封闭偏狭的自我，由“好人”进化为“好公民”，将粗鄙的、赤裸裸的“自爱”转化为“开明的自利”，并以“自由”来节制和改造“平等”，从而将“平等地屈从于同一个主人”升华为“平等地享有自由”，而这一切一切的关键就在于重建“政治”，尤其是重建以“政治参与”和“政治结社”为核心的“政治自由”，正如托克维尔所说，“要与平等所产生的诸恶进行斗争，只有一种有效的办法，那就是政治自由”。而这也是托克维尔最为核心的教诲。

就像休谟所说的那样，“所有的专制政府都必然大大地依赖于行政管理（administration）”。同样，在法国，“民主专制主义”一路高歌奏凯的过程，也正是国家机器慢慢地蚕食和侵吞民间社会，行政管理逐步挤压和吸纳政治生活的过程。关于法国的国家机器对民间社会，尤其是对民间社会中经济活动的介入和蚕食，托克维尔有着栩栩如生的勾勒：“20年来，政府变得更加活跃，发起过去连想都不曾想的各种事业，终于成为产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成为王国内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人。与政府有金钱关系、对政府借款颇感兴趣、靠政府薪金维生、在政府市场投机的人数惊人地增长。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而对于行政集权对于自主的政治和公共生活的侵蚀，以及由此所造成的恶果，托克维尔写道，“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克维尔指出了这样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对比，“在中世纪，政治自由的成就到处可见”，而在现代，“由于国民已经不再运用政治自由，他们对政治自由的兴趣以至观念也已消失”，“法国人是很久很久以来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

在托克维尔看来，要彻底地扭转这种“非政治化”现象，就必须对民众进行普遍的政治赋权，并通过乡镇层面的“地方自治”让他们亲身参与政治实践，并在此过程中摆脱狭隘的自我利益，重建公共文化，重塑社会纽带和培育公民美德：“让人们关心国家命运的最有力的办法，可能唯一的办法是让他们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中去……今后在欧洲，公民的数量将与政治权利的扩展成比例地增加。”“在政治中，人们为了重大的目标联合起来，在重要事务的结社中获得的益处让人们切实地认识到在小事中相互帮助的意义。政治结社同时使许多人走出自我；尽管年龄、性情或财富的诸多差异会自然地在他们之间造成隔离，政治结社使他们走到一起彼此联系，一旦他们聚集过一次，他们就总会知道如何再次聚集。”也正是基于这种立场，托克维尔对“七月王朝”将民众的社会、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割裂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因为只有在重建“政治”的基础上，被“民主专制主义”阉割掉的个人自由意志的能动性和自主性才能得以恢复，而“民主专制主义”也才有望被改造为“民主自由主义”，因为在托克维尔看来，“按照现代概念，即民主概念，而且我敢说按对自由的准确概念，每个人既然从自然得到了处世为人的必备知识，那他生来便有平等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只涉及他本人的一切事务上，独立于他人之外，并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

当然，值得指出的是，对托克维尔而言，“政治”并非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比如投票箱前的公民投票，比如议会中的政策辩论，它常常意味着更多：比如“政治人”超越自我的激情，对成就伟大的渴望，对自由和人的尊严的矢志不渝的尊奉。一旦失去这些支撑，一旦“政治”沦为中饱私囊的工具、狗苟蝇营的秀场，一旦萎靡、无能、僵化和厌倦再度支配政治生活，“非政治化”的趋势，势必会在“政治冷漠症”的掩护下卷土重来，而“民主专制主义”也必将再度粉墨登场。

托克维尔写道，“我只有一种激情，那就是对自由和人类尊严的热爱”，正是秉承这股激情，托克维尔矢志要将“法国改造为一个自由的民族”，并将其视为“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正是因为曾深味过自由事业的美好，故托克维尔也深知其凶险。确实，对于每一个怀抱同样的自由理想，但又像托克维尔一样出自一个爱自由只是因为痛恨主人，而非痛恶依附本身，依恋自由只是因为依恋自由所带来的福利，而非依恋自由本身的魅力的非自由民族之士而言，请牢记托克维尔下面的政治遗言：

“谁在自由中寻找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享受奴役。”

网络编辑:刘小珊责任编辑:刘小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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