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硝烟弥漫的赣南战场,秋风萧瑟。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进入到生死存亡之际。
就在一年前,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64个师又7个旅50余万人,空军5个航空大队50多架飞机,分为北路军、南路军、西路军及其他堵截部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
为“聚歼朱毛匪军于赣南地区”,蒋介石决心毕其功于一役,不仅请来以德军退役上将汉斯赛克特为首的军事顾问团,还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按照“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训练参加“围剿”作战的各级军官,并精心炮制了“堡垒政策”。
此次卷土重来,蒋介石一改过去“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法,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层层修筑碉堡,逐步向苏区内部推进,最后寻找主力红军决战,用“竭泽而渔”的办法,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
这回,蒋委员长是一定要做出个样子来,以挽回历次“围剿”丢失的颜面。但他并不知道,此时的对手已不是神出鬼没、声东击西、善打游击战、令国军将士闻风丧胆的朱德和毛泽东了,而换成了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
前三次反“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取得了胜利,第四次反“围剿”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也大获全胜。可以说,红军已有了自己英明杰出的统帅,初步找到了打破敌人“围剿”的制胜法宝。客观地讲,第五次“围剿”规模空前,敌人又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红军反“围剿”确实比前几次困难更大,但打破“围剿”的有利条件也很多。
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和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打内战的反动政策,日益引起全国人民以及国民党军广大官兵的不满;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占很大优势,但各派系之间矛盾重重,难以协同作战。
红军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央苏区在接连取得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范围扩大到30多个县,苏区军民对打破敌人进攻的信心高涨;苏区的政权建设、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广大群众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支援革命战争;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人,地方武装也有5万人。
从敌我兵力对比上看,与前几次反“围剿”相差无几。如果有正确的领导和正确的军事战略,是有可能打破敌人的这一次“围剿”的。
然而经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毛泽东路线已被彻底摒弃。毛泽东本人也被剥夺了党和军队领导职务,只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专做地方工作。红军的指挥大权全部掌握在有着“黑面木偶”之称的博古手中,“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得以在苏区和红军中畅通无阻,贯彻执行。
1931年10月,年仅24岁、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博古,由于坚决拥护和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一跃而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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