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是“明星”级画家，他们曾经是学者、诗人和画家，他们是被强征或诱逼为官而招来杀身之祸的。而他们悲惨的遭遇，我们当代人也似曾闻见。读画如读史，今天的人不要轻易忘记他们，因为这是中国绘画史上几块沾满了血泪的“墓志铭”。

　　上海博物馆曾经展出“翰墨荟萃——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在“文人山水画的兴起”专题中，有十一幅元代画家的作品。其中张羽《松轩春霭图》轴、赵原《晴川送客图》轴、徐贲《溪山图》轴三件作品引起了我的关注。倒不是他们的作品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而是他们三人都是或被明太祖朱元璋所杀，或被逼自杀身亡。这三位画家个人的悲惨命运，是元末明初(即元至正末期至明洪武初期)文人画家生存境况的一个真实的缩影。

　　元朝末期，群雄逐鹿，张士诚占领苏州，方国珍占领诸暨，各自称帝。当时江南一带的文人士大夫都依附张士诚，以为又是个楚汉争雄的时代开始，故跃跃欲试，试图一展济世雄心。文徵明在题跋中尝云：“伪周(张士诚)据吴日，开贤馆以致天下豪杰，故海内文章技能之士悉卒于吴。”(《文待诏题跋》)但仅十余年，张士诚即被朱元璋击溃。而那些原来依附于张氏的年轻文人不得不退隐江湖山林，寄情翰墨诗文以观进退。当朱元璋推翻蒙古王朝建立新政权之后，为了重建庞大的行政官僚机构，除了留用一批原来元朝官吏外，他还采用了三种途径来选用官吏。其中“荐举”一项就是招揽天下人才为其效力，并下诏曰：“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山林之士德行文艺可称者，备礼遣送至京(南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明太祖实录》)

　　那些深受元代压制的文人士大夫都有一种政治“翻身”的幻觉，所以当朱元璋诚邀天下士人为洪武新政权效力时，绝大多数人都无法面对憧憬而予以拒绝。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文人(诗人)画家，比如陈汝言、王蒙、赵原(一作赵元)、徐贲、张羽、马琬、王绂等，他们或从政，或为宫廷画家。群贤皆出，毕集相庆，自以为一个新的“太平盛世”或“朱明盛世”又将来临。但是，他们“很傻，很天真”，没有看清朱元璋的真正面目。清代史学家赵翼后来在《廿二史札记》中这样评价朱元璋：“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之。”

　　当那些曾经抱有幻想而从政的文人们想抽身而退，但为时已晚，早已成为人家俎上鱼肉。朱元璋大开杀戒，大兴“文字狱”，而且株连九族。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人。著名的“蓝玉案”和“胡惟庸案”(王蒙受此案牵连)就株连杀戮二万五千余人。朱元璋如此的滥杀无辜，就连太子朱标也感觉实在太过分和残忍：“陛下诛夷太甚，恐伤和气。”第二天，朱元璋就将一把全是刺的手杖放在地上，要朱标去拾，但他不敢动手。于是朱元璋就说：“汝勿能执舆?我润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他的意思是说：我杀这些人就等于将手杖的刺磨掉，让你以后能够安享太平。

　　在这样腥风血雨的政治大环境中，那些文人画家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著名山水画家陈汝言(约1330—1371)可能曾为张士诚女婿潘元明幕僚，洪武初被荐举为济南府经历(收发文书)，但不知何故竟“坐法死”。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云：“临难从容染翰，画毕就刑，张来仪纪其事。”张来仪即张羽，其诗载陈田《明诗纪事》，其中有云：“从容洒芳翰，炳焕若丹青。好艺永世传，精魂长归冥。披图怀平素，涕泪缘襟零。”但张羽当时绝对没有想到，他在十四年之后，也投江自尽。

　　张羽(1323—1385)字来仪，浔阳(今江西九江)人，后迁居苏州。与高启、杨基、徐贲等人为诗友，时人誉为“吴中四杰”“北郭十才子”。元末领乡荐，为安定书院山长。至正二十七年(1367)六月，徐达炮轰苏州城，张士诚之婿潘元绍迎战。在大难临头之际，潘氏家中七姬能识义节，一日同尽。八月，潘氏命张羽撰《七姬权厝志》一文以壮其事;书法家宋克书丹，?于七姬墓侧。洪武初年被徵至南京，但因应对不称旨放还。但后来又再徵授太常司丞，朱元璋曾令其书滁阳王庙碑。洪武十八年(1385)“坐事”贬谪岭南，当行至半途中，又急被召回。张羽自知凶多吉少，死罪难免，遂投龙江而死，卒年六十三。张羽是元末明初江南地区著名的诗人和书画家，山水师宗“二米”、方从义、高克恭，笔墨苍秀。《松轩春霭图》轴是其唯一传世画迹，弥足珍贵，署年“至正丙午三月十日”，即1366年，时四十四岁。《明史》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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