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854年的秋天，从香港开往上海的飞剪式帆船“艾奥纳”号在南海遭遇了台风。搭乘该船前往上海的有几名英国外交部的实习翻译，其中一位是北爱尔兰人，前一年刚刚从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毕业。这个矮小的19岁青年相貌不很起眼，带着一副乡下人看西洋镜的好奇表情东张西望，在漂泊海上的三个星期里，他和其他乘客一样只能吞咽花生：此后他一辈子都不愿碰这种吃食。
虽然祖先范赫德(Robert Hart)出生时家道早已中落。某天他意外看到了一张以荣誉校长克拉伦登伯爵(时任外交大臣)名义贴出的布告：英国外交部拟招募一批毕业生前往驻华使馆工作，担任翻译和随员。罗伯特马上报名，并获得家人的支持。临行前父亲塞给他50英镑路费：对一个年收入仅有几百镑的家庭来说，这已经是相当慷慨的资助了。罗伯特在香港随港督兼驻华公使包令学习中文，颇受好评，旋即乘“艾奥纳”号前往上海。当时他多半不会想到，自己日后将以一个更响亮的名字闻名于世。
60年后的1914年，一尊背手含胸的铜像在上海外滩九江路竖立起来，人们从中英双文的碑铭上读到他的生平：鹭宾大英帝国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十字勋位获得者，从男爵?这正是“艾奥纳”号上那个羞怯的旅客。
赫德曾司掌中华帝国海关48年之久，使这个新机构始终维持廉洁高效的运转，并把邮政、灯塔和海底电缆引入中国;赫德还是自强运动的要角，以《局外旁观论》等见解影响和诱导了清政府在军事、外交领域的变革，于“同光中兴”不无贡献。
然而对这个精通中文、喜爱东方音乐的“洋和尚”来说，“客卿”身份既是平步青云的基石，也时时带来困扰。对内，赫德以“中国人民的同胞”自居，以其专业知识与职业态度服务于清政府，获得“驯顺近礼”的称赞;但他也深深卷入清末复杂的政局，试图为己寻租，被李鸿章目为“阴鸷而专权，怙势而自尊”的小人加以提防。
说到底，赫德更像是一位现代职业经理人，他关心的主要是关税收入和经济秩序稳定，对中国改革的建言、对西方在华利益的监护乃至与英国政府忽远忽近的关系都服务于这一主题。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局面的持续，以及缺乏专业人士的困境，使他的任职竟能维持近半个世纪之久，可谓空前绝后。只有在晚清特殊的政治生态下才会出现这么一位“帝国合伙人”，他的成功不可复制。
赫德
合伙人崛起
刚到中国时，赫德担任英国驻宁波使馆的见习翻译。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在1858年前往广州，任驻粤领事馆首席翻译。很快辞去了领事馆的职务，参与组建广州海关。1861年赫德代理上海江海关税务司，两年后升总税务司，开始了四十余年的海关生涯。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本有“土著”海关建制。乾隆二十二年(1757)确定广州单口贸易制度后，朝廷即令粤海关统一管理行商交易，征稽关税。但此际的中外贸易形势胜于实质，朝廷对“四夷宾服”的满足感大过从贸易中获利的冲动，加之担心洋船蜂集、不便管理，旧海关的技术相当粗率，收入也较少。乾隆末年粤海关每年账面收入不过110余万两白银，仅占岁入的3%。1842年后，单口通商变为五口，朝廷仍以旧海关负责人在新开埠地区筹建新关，并以两广总督兼任管理，实质仍是老一套。这五个海关人手既不足，又缺乏统一章程，自然难有业绩。
1853年9月，小刀会起义军攻占上海县城，苏松太道兼江海关监督吴健彰缒城而走，江海关衙门也遭洗劫。如此一来，洋商乘机拒纳关税，并向英法等国代表寻求许可。但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认为：取消关税将在各国商人间引起恶性竞争，对市场稳定不利;清政府与欧美各国关系尚处于微妙阶段，明火执仗地侵害中国利权会带来冲突。为体现公允，英法美三国领事决定在租界成立一个具有国际色彩的新机构，“暂代”瘫痪的江海关执行关税征收和缉私任务;作为回报，两江总督怡良批准洋货只缴纳一次进口税，在内地流通不必另行纳税。
1854年7月，新的江海关在苏州河北岸挂牌办公，它的章程出自英国驻沪代理副领事、22岁的李泰国(Horatio Lay)之手，规定：英法美三国领事每人可推荐一名外籍人士担任税务司(最初为领事代表)，由他们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作为单一体联合行动;税务司可以自由调阅、核对海关文书账册，所有公文非经其副署不得公布;任何装卸货物准单、税款收据、结关准单或其他正式文件非经税务司副署，不得签发或使其生效。1855年，李泰国本人成为江海关英籍税务司。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因为通商口岸增加到15个，李泰国竭力说服新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把江海关制度推广到其他商埠，获得恭亲王首肯。1861年，总理衙门正式委任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统领各口岸新设海关。
但李泰国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在上任之初就捅了大篓子：恭亲王委托他在英国购买一批蒸汽舰船、“协剿”太平天国，李泰国却企图搞一个“英中联合舰队”，让中国人出钱雇佣英籍官兵操纵外购舰船，听命于他本人。朝廷当然不能容忍这种野心，1863年11月李泰国被解职，留在北京替他代管日常工作的赫德因祸得福，接替了其职务。这一年赫德不过28岁，已经由清廷加按察使衔、成为三品大员;1869年又晋级布政使，官阶从二品。
与骄横轻狂的李泰国相比，赫德从少年时代起就形成了谨慎温和的个性，他在上任之初致信各口岸税务司，要他们对中国官员以礼相待，并敦促本国商人服从管理。在注重礼仪和形式的中国官场，这种谦卑的姿态当然吃得开。
不过排除形式上的客气，“中国海关”本质上是一个国际化的独立王国，人事、行政权力都由外籍雇员掌控。1865年全国14个新关共有报检员以上中高级雇员71人，其中英国人46名，美国、法国人各9名，其余德意志人5名，丹麦、瑞士人各1名。英语是海关内部的工作语言，一切报表、公文都以英语起草。为防止舞弊，赫德对各地分关实行垂直统一领导，进出口货物须按章征税，申报、查验、估税、审核、征税、交款直至验放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章程作为依据。中国政府既无从插手、又不通内情，使得海关意外保持了高效和廉洁，与清廷的颟顸腐败形成鲜明对比。
朝廷之所以能容忍赫德大包大揽，和1850年代以来国家财政的动荡不无关联。太平天国战争之前，岁入大宗来自田赋，每年收支大致相抵，清廷自不会对仅占岁入3%的关税太过上心。但席卷16个行省的“发匪”在起事第一年就耗尽了户部存银，加之作战省份无法解拨京饷，中央财政事实上已经瘫痪。与此相反，伴随通商口岸的增加和管理规章的建立，洋税收入逐年见增，成为一项规模可观的财源。和名目繁多、操纵在地方督抚之手的厘金(内地商业税)相比，关税的来源更为清晰，中枢自可以更方便地掌控。鉴于赫德“虽系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礼”(恭亲王语)，朝廷也就不打算插手他们完全不熟悉的海关业务，以免引发财政动荡，而让赫德的人马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于是，从1865年到1875年，海关岁入由白银830万两稳步增加到1200万两，1885年更增至1450万两;而当时的账面岁入不过银6000万两左右，洋税已占近20%。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赔偿英法的1600万两军费即由关税收入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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