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象唐代一样，进士科原则上年年开考。但是，愿意参加科举竞争的人很少，因此，夺个状元要战胜的对手比北宋中期以后少得多。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零星的资料来考察这一问题。
　　
　　先看中原5朝的情形。
　　
　　《旧五代史·梁纪》载，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正月癸酉，诸道贡举一百五十七人，见于崇元门。”这是说，当年各地荐送上来参加国家级考试的共157人，都受到朱全忠的接见。即使这157人全是进士科考生，该科状元崔邈（见《登科记考》卷二五）所面临的对手总数不过157人。
　　
　　《唐摭言》卷一指出：在唐代，每年仅参加进士举的“常不减八九百人”。两相对比即可见五代士子参加科举竞争的积极性之低。
　　
　　其实，这157人中包括明经、明法、三礼等各科的考生，而且并非所有的进士科考生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他们中有的只是到考场“观光”而已。这年录取了18名进士（见《登科记考》卷二五），崔邈真正要认真对付的对手只有17人。
　　
　　又由于五代跟唐代一样，一般国家级考试只考1次，便可由知贡举将取舍与名次全都定下来，所以崔邈要战胜所有进士科参试者也好，只战胜17个强劲对手也好，都是1次搞定的（见《旧五代史·选举志》），不需要再费别的力气。
　　
　　《记考》卷二五引《册府元龟》、《五代会要》云：开平四年（910年）十二月，兵部尚书、知贡举姚洎奏曰：“曩时进士，不下千人，岭徼海隅，偃风响化。近岁观光之士，人数不多……”可见，参加这几年进士考试的人数都跟开平二年差不多。所谓“曩时”，是指唐朝；这里所谓“进士”是指进士科参试者。唐时，光进士科参试者已达“千人”，而现在，诸科考生合起来才一百几十人，足见悬殊之大。这年共取15名进士。状元徐寅①以长于作赋而闻名天下，本来在唐末已考取进士，由于时局动荡，只谋到一个秘书省正字的微职，一点被重用的迹象也没有，颇不甘心，这次重新参试而夺魁，他须认真对付的竞争对手只有14人。
　　
　　后汉乾?元年（948年），刑部侍郎边归谠上言：“臣窃见每年贡举，人数甚众，动应五举、六举，多至二千三千。既事业不精，即人文何取？请敕三京、邺都、诸道州府长官，合发诸色举人文解者，并须精加考校。事业精研，即得解送，不得滥有举送。冀塞滥进之门，开兴能之路。”（《登科记考》卷二六）朝廷采纳了。
　　
　　这道奏章告诉我们：五代之初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甚少的情况，通过30余年各政权的政策鼓励，加之地方政府选送时尺度越来越松，已大有改观：参加考试的举子慢慢多起来，致使“诸色贡举人”“多至二千三千”，其中不少人考了5次、6次。也就是说，包括明经、三礼、明法等科在内的参试者最多时达到3000人。当然，这跟唐时仅进士一科考生“不下千人”仍有距离。即使进士科参试者超过平均数，因其中很多人是屡考不中者，竞争力并不强，只是增加了知贡举组织考试的工作量。这年取进士19人，状元待考，实际他要战胜的硬对手仍只18人。
　　
　　据《记考》卷二六引《册府元龟》载，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正月壬子，对诸道贡举人石熙载等三百余人于万春殿。”大概是经过后汉的整刷，地方官选送时把关严起来了，于是延至后周时，参加考试的人数又大为减少。这300余人即令都是进士科的参试者，其实也不算多。这年取进士10人（同上），状元未见记载，他要战胜的对手才9人。
　　
　　据《登科记考》，整个中原5朝，每次考试所录取的进士一般为几人到十几人，最多的一次是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为25人，算破天荒了。
　　再看周边几个小政权的情形
　　
　　我们拿资料比较多一点的南唐为例。南唐疆域较大，且经济、文化都是当时最为发达的（《五代史话》第9页）。它自保大十年（952年）始的17举共取进士93人（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平均每次取5.47人。对状元来说，真正强有力的对手尚不足5人！可见，在周边各国夺魁更为容易。
　　
　　通过比较才能说明问题。
　　
　　上面的论述中，已就参试人数跟唐代作了简单的对比，其实，这还不是很说明问题。因为唐代也是年年开考，而且每次录取的进士人数也不多（见《登科记考》各卷及《文献通考·选举考》），所以唐代状元所要战胜的对手也是比较少的。
　　
　　下面，我们主要跟宋代作些比较，问题就会看得更清楚些。
　　
　　宋代殿试始于宋准榜（973年）（《续资治通鉴》卷七）。开始，进士科录取了宋准等10人，诸科28人，由于有人告状说考选不公，太祖命将考完了3场而落选的举子全部造册上报。结果进士及诸科共报上来360人。最后选中其中195人进行殿试，由太祖亲自主持，共取进士26人、诸科101人，宋准仍为进士第一名（同上）。
　　
　　宋准夺魁考了两回。第一次的强对手9人，第二次强对手25人。显然，他夺魁比五代哪个状元所费的力气都大。这还只是宋初的情形。
　　
　　自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吕蒙正榜开始，殿试录取新进士突破100人（此时还不是等额录取）（见《宋代状元奇谈·宋代状元谱》第9页）。这就是说，自吕蒙正开始，宋代状元先要在省试（即会试）中争取不被刷掉，然后在殿试中亦要确保不被刷掉，才有可能在胜过100名以上的强对手后夺魁。
　　
　　北宋中期以后，每科录取的人数逐步增加。真宗朝考过12次，共取进士1711人（见《宋史研究集刊》第89页），平均每次142.58人；仁宗朝考过13次，共取进士4615人（同上），平均每次已达355人！
　　
　　北宋录取进士最多的一年是宣和三年（1121年），达805人（见《文献通考·选举考》）；而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那一次更达998人（《续资治通鉴》卷一六三）！
　　
　　连跟南宋对峙的少数民族政权金王朝，其录取进士最多的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丁巳一科也达925人（见《金史·选举志》）！
　　
　　显而易见，就必须战胜的强劲对手的人数而言，五代状元跟北宋中期以后不可同日而语。
　　
　　就一般对手而言，宋代见诸记载参试举子最多的一年是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各科举子汇集京师竟达44，562人！这年录取进士38人，诸科181人，共219人（见《续资治通鉴》卷五一），平均录取比例为203.48：1。估计最热门的进士科录取比例应远远小于平均数。可见，该科状元孙暨（同上）要保证会试不被刷掉的难度之大。这也是五代任何一个状元都无法比拟的。
　　
　　总之，五代状元所须战胜的对手甚少，是因为参加考试的人数本来就少。
　　
　　这参加考试的人数少，又有两个主要的原因。其一，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的多数读书人已经丧失了参加科举竞争的热情。一般说来，国家越是统一，政治越是清明，人们，特别是读书人就越是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越是跃跃欲试，积极参加各种竞争，希望能寻找机会一展才智，建功立业。五代时期，国家分裂，政局动荡，不仅严重地影响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极大地挫伤了读书人参加科举竞争的积极性。上引姚洎奏章“曩时进士，不下千人”等语正好能说明这一点。
　　
　　其二，年年开考，又将少数愿意参试者分散开来。唐代也是年年开考，但那时国家统一，几乎每个读书人都积极参试，贞元七年（791年）状元尹枢夺魁时已70余岁（见《登科记考》卷一二，总第457页），可见唐代读书人参与科举竞争的劲头之大，即使年年开考，每次参加考试的人数还不是太少。五代这样一分散，平均每次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人就少得可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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