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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至正和明朝隆庆年间，因民间听信大选宫女等谣言，而兴起了“拉郎配”，时人多有记载，后人也言此不疲，甚至将其搬上了荧幕。笔者在阅读清初一些年谱、笔记时，竟然“发现”顺康时期也有此等谣言造成的闹剧，其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较前两次有过之而无不及。

上海人姚廷遴在其自撰年谱性质的《历年记》（《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对此多有记载。

顺治四年（1647年），当姚廷遴20岁时，该年夏天民间讹传朝廷要选秀女，结果府县城镇乡村僻壤，有女在家者俱惊慌无措，早说暮成，不必三杯水酒，只用一鼓一笛，甚至良贱不拘，时刻不限，从早至暮，从暮达旦。当时人们传诵着一首诗：“一封丹诏未为真，三杯淡酒便成亲。夜来明月楼头望，只有嫦娥未嫁人。”（按：这是元人的作品。“至正丁丑，民间讹言采童男女，自中原至江南，年十二三以上，使为婚嫁。吴僧柏子庭为诗戏之曰：一封丹诏未为真，三杯淡酒便成亲。夜来明月楼头望，惟有娥 未嫁人。”见《诗词趣话》卷二“谣言”，葛煦存原编，琴石山人校阅，杨扬点校，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如是两月，此风渐息。

一年以后，顺治五年（1648年）八月，选采女之传闻风起。这一次更甚于前。

顺治十年（1653年），又哄传“满汉联姻”，即“满洲之女发配中国男子，中国女子要配满洲男子”。结果，有女儿的人家，父母着急，不论贫富，将就成亲，“遍地皆然”。姚廷遴感慨：“真亘古未闻事也。”

时隔40年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又发生了此类事件：

十一月二十日始，十二月初十日止，迎亲、并亲日夜不停。并亲者着忙之甚，百物皆贵。甚至不论贫富，不计礼仪，亦不择门当户对，不管男女年纪大小，大约茶二斤、礼银四两为最，更有不费分文者。

他人亦有这方面的记载。同为上海人的董含在《三冈识略》（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中记载，顺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哄传点选彩女，人情惶骇。大河南北，以迄两越，无论妍丑，俱于数日中匹偶，鼓乐花灯，喧阗道路。有一婿数家争之，男子往往被迫成婚。又有守节颇久，不得已复嫁，亦或借此再适者”。实在是热闹非凡。

这些“拉郎配”确有影响，笔者竟然在一部地方志中也找到了点滴记载。《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紫堤村志》（上海书店1992年版）：“（顺治）十三年八月初四五日，盛传采女入宫，一时婚嫁殆尽。”同时，该志还记载了上述康熙朝发生的事件：“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廿七八九日亦然。原系讹言，顷之自息。”紫堤村即今天上海市上海县诸翟镇。无疑，地方志的编撰者也认为这两次谣言影响很大。

时人许洽记载，康熙三十一年冬，“喧传点绣女信，纷纷嫁娶，错配甚多，苏、松、常尤甚”。并说，当时正值考试，主试的学政却多次接待北来的显赫达官，而参试的士子们因婚配大半已回了家，更奇怪的是考试竟然有以“桃之夭夭”作为题目，结果“人情愈疑，逾月乃息”。 （《眉叟年谱》，见《丹午笔记?吴城日记?五石脂》，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至此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说明朝时是有人假托奉旨选宫女，带来一系列的混乱的话，那么，清初这些谣言又是怎样发生的？换句话说：所有这些谣言是不是都是空穴来风呢？

这里仅就笔者所见到的材料略加分析。第一，姚廷遴曾记载，顺治五年时，“又闻满汉联姻，朝廷将关外并满洲女子驱逐而南，配与中国男子，天下一家，华夷为胥”。查对《清世祖实录》，在顺治五年八月壬子（二十日），顺治帝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庚申（二十八日）顺治帝又颁布了一道上谕，就满汉联姻的具体办法谕户部：

嗣后凡满洲官员之女，欲与汉人为婚者，先须呈明尔部，查其应具奏者，即与具奏，应自理者即行自理。其无职人等之女部册有名者，令各牛录章京报部方嫁；无名者，听各牛录章京自行遣嫁。至汉官之女，欲与满洲为婚者，亦行报部。无职者听其自便，不必报部。其满洲官民娶汉人之女实系为妻者，方准其娶。

应该说，这次满汉联姻其来有自，然而对比清廷的作法，姚廷遴所载述的传闻无疑是极不准确的。但设身处地想想，当时江南连粗安也谈不上，又有几人能见到皇帝的上谕呢？人心惶惶，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实不足怪。

第二，康熙三十一年“拉郎配”的发生，据叶梦珠《阅世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二“礼乐”说，他在该年六月，接到儿子的家信，其中说：“晤礼部郎陆曾庵先生云：将有如汉制选侍之举。”然而到了八月，此事不见动静，以为选秀之事就此结束。“不景十一月望后，举国若狂。”当然，此事“朝廷正选旗下女童，不及民间也”。姚廷遴事后的记述是：“此时闻朝廷选妃，差大学士明珠、索额图往江南、浙江及陕西、湖广、四川等处，凡系满洲旗下官员，自三品以上一品以下，凡有亲生女子，先期开报，候二大人进用，实与民间毫不干涉。”只是那些“愚夫愚妇”们，“有无谓之惊惶”罢了。

康熙三十一年，明珠、索额图都已不是大学士。两人是否来过江南，笔者也未见记载。当然，清廷此年是否有“如汉制选侍”的打算呢？只能待考了。

通过以上两个事例，人们至少可以体会皇家婚姻在普通人心中的地位，同时也可窥得满汉婚姻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分量以及当时的满汉关系。当然这也是流言蜚语传播的极好例子。

在这种“拉郎配”的婚嫁中，真不知上演过多少人间悲剧。姚廷遴的婚姻悲剧多少与此有些关系。

顺治四年，拉郎配之风兴起时，有张江栅者，是姚廷遴姑夫（唐姓）的外甥，来求唐家大姑娘八字，有提亲之意。而姚之姑夫以女儿已于幼年与姚定亲为由婉拒。姚因此也回绝了好几头好亲。

第二年，拉郎配之风更盛于前，唐家将大姑娘寄在城外的姚侍山家，姚廷遴去看望时，唐家大姑娘私下对他说：其父母有变更之意，让他去找赵伯昌说亲。姚听从其言，但赵伯昌的回答是，有人在姚廷遴的姑母面前说姚的坏话，此事很难挽回了。赵伯昌也不愿过问此事。

顺治六年五月，唐家大姑娘许配给了褚文余，不过两年，文余得血症死。姚之表妹寡居。姚廷遴亦于该年十月定亲，九年三月十九日成亲。对于此事，“大家悔恨，迟矣”。

姚廷遴也有亲属是婚姻速配者。康熙三十一年的拉郎配风潮中，十二月初五日，姚廷遴的小婿家娶弟妇，请他去了三日。

董含在《三冈识略》中记载了一则孪生女的悲凄故事：

广陵有老儒，孪生二女，有姿色，俱好文墨，并处不能辨，幼时以香炙面为识。是秋，讹传有掖廷之选，仓卒归二少年。嫁同日，娠同时，死同病，亦一异也。有赋《渔家傲》吊之者曰：“昼锁纱窗萦碧雾，琼花自是双无树。并蒂娇姿怜解语，经行处，花钿暗识修眉妩。画阁肩随朝复暮，闲情时咏游仙句。奔月化烟留不住，天风度，飞琼自挽双成去。”

按，“是秋”这里未明言何年，依上下文应指顺治十五年。

这些“拉郎配”不可能产生喜剧故事，顶多也就是闹剧而已。不过，依据叶梦珠的说法，这种拉郎配对于人们传统的“礼乐”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婚姻六礼，贫家久不能备矣。至于纳采、问名，庶民寒陋者，亦所不免。以余所见，顺治戊子年（五年），民间讹传朝廷将采女童入宫，城乡有女之家，婚配者纷纷，无论年齿，不择门第，朝传庚帖，晚即成婚。傧相乐工，奔走不暇，自早至暮，数日之内，无非吉日良时，阴阳忌讳，略不讲择，然而是时婚家亦不见干犯不祥，始知选日合婚，徒多炫惑。至康熙壬申（三十一年）十一月，复然……然而，婚嫁者因此尽削繁文。

这种非常的速配婚姻，去掉了一切繁文缛节，对于穷人无疑提供了方便之门，叶梦珠认为，这是“便民之事，故当事者不禁，亦圣人从俭之意也”。同时也破除了吉日择亲的迷信，甚至寡妇们也借此再嫁，此时，他们受道德的谴责或许降到了最低。前引《诗词趣话》中引有诗作讽咏明朝隆庆时拉郎配者：“大男小女不须愁，富贵贫穷错到头。堪笑一班贞节妇，也随飞诏去风流。”

那么，清初到底发生过多少这类事情？康熙三十一年的“拉郎配”是否是绝响呢？笔者还给不出答案，各方面记载特别是官方的记载极少，因为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上引《紫堤村志》，就将这事放在了“灾异”卷中。但这毕竟关乎个人的终身大事，因此偶尔也会见到这方面的记载。笔者就发现，著名文学家蒲松龄的婚姻也和此有些关系，据蒲松龄自撰《述刘氏行实》记载：其与妻子刘氏是在顺治十年时定的亲，到了顺治十二年，“讹传朝廷将选良家子充掖庭，人情汹动，刘公初不信，而竟不敢归，亦从众送女诣婿家”。待讹言平息后，刘氏回到自己家，又过了两年，蒲松龄才正式迎娶刘氏。此事发生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这是前文所没有提到的一个年份。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所引材料的作者都是江南地区的人，而蒲松龄则是山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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