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军汉军是依附于蒙古政权的中原诸军的总称，包括金朝降蒙的各种军队、中原各地的地方武装和早期降蒙的南宋军队。窝阔台即位后，在中原民户中大规模签发士兵，补充汉军兵员，于是有了“旧军”与“新军”的区别。旧军主要指阵蒙的全军和地方武装，新军当指从中原签发的士兵。汉军的编制最初比较混乱。太宗元年（1229）“置三万户、三十六千户以总天下兵”，将蒙古军的编制和官称用于汉军系统。各汉军万户统军人数不等，“大者五、六万，小者不下二、三万”。在蒙古统治者进行的战争中，汉军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忽必烈即位后，蒙古政权的统治重心由漠北草原移到了中原汉地。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忽必烈对军队组织体制进行改革，逐步建成中央宿卫军队和地方镇戍军队两大系统，确定了元军的编制和隶属关系。侍卫亲军朝廷宿卫军队由原有的怯薛和新建的侍卫亲军组成。忽必烈承袭了蒙古前四汗时期的怯薛宿卫制度，四怯薛长仍主要由几位功臣的后裔担任。由于怯薛歹享有优厚的政治和生活待遇，不少人想方设法“投充”怯薛歹，使得怯薛歹的数量很快超过了原来额定的一万人界限，朝廷不得不经常下诏“沙汰”宿卫士，首先是把汉人、南人清除出怯薛，但收效不大。文宗至顺三年（1332），将一万五千人宿卫士减至一万三千六百人，实际上是对怯薛歹超额的确认。侍卫亲军组织始建于中统元年（1260），是忽必烈仿照中原王朝禁军制度组建的中央军队。第一个卫军组织沿承金制，称为武卫军，兵员三万人左右，士兵来源于中原各汉军万户属下的军队。至元元年（1264），武卫军改名为侍卫亲军，分成左、右两翼。至元八年，左、右翼侍卫亲军改建为左、右、中三卫。至元十六年以后，在侍卫亲军中按照不同的民族分类。原有的三卫军扩充成前、后、左、右、中五卫，以汉军为主体，称之为汉人卫军；后又陆续增设了武卫（1280、虎贲卫（1297）、大同侍卫（1308，后改为忠翊卫）、海口侍卫（1309）等汉人卫军。同时，将原来隶于蒙古军籍的色目“诸国人之勇悍者聚为亲军宿卫”（《经世大典序录?军制》），先后设立了唐兀卫（1281）、钦察卫（1286，1322年分为左、右两卫）、贵赤卫（1287）、西域卫（1295）、康里卫（1308年设，1311年撤罢）、左右阿速卫（1309）、隆镇卫（1312）、龙翊卫（1328）、斡罗思卫（1331）、威武阿速卫（1333）等机构，重编色目工军。部分蒙古探马赤军也被编入侍卫亲军。先后设立了蒙古侍卫（1280年，1303年分为左、右两翊）、宗仁卫（1322）等蒙古卫军机构。此外，还设立了直接隶属于东宫或后宫的左都威卫（1279年始设东宫侍卫军，1294年改为隆福宫左都威卫）、右都威卫（1285年设东官蒙古侍卫，1294年改为隆福宫右都威卫）、左卫率府（1309年设卫率府1319年改左卫率府）、右卫率府（1319）等卫军。到元朝后期，待卫亲军的总人数在二十万至三十万之间，其中汉人士兵约占三分之二。[NextPage]
元朝统治者组建的侍卫亲军，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根据军事或者政治的需要，由朝廷下令在指定军队内选调精锐士兵，集中到京城，编组成侍卫亲军；这里面也包括从原有的卫军组织中分编出新卫的建置。汉人卫军和蒙古卫军的编组多采用此种方式。另一种是皇帝授权给某个有功之臣，由他来征集同族人或同类人，编组成新的卫军；色目卫军的组建多采用这种方式。前一种方式显然是受到中原传统军事制度的影响，在中原立国的王朝大多从地方选军入卫京师。后一种方式则是受到早期蒙古军事制度的影响，用编组蒙古千户的形式编组侍卫亲军，有功之臣可以自己征集下属并实施管理。怯薛和侍卫亲军虽然都是中央宿卫军队，但在职能上有明确分工。怯薛负责皇帝的安全，掌管宫城和斡耳朵（宫帐）的防卫，一般不外出作战。侍工亲军则既要负责元朝两个都城大都和上都的安全以及“腹里”地区的屯守，又是朝廷用以“居重驭轻”的常备精锐部队，随时可以派出去作战。隶属关系上二者亦不相同。怯薛由怯薛长掌管，直接听命于皇帝。侍卫亲军由各卫都指挥使司掌管，除东宫、后宫卫军外，均隶属于专掌军政的枢密院之下。兵员征集上的差异也很明显。怯薛成员主要来自蒙古各部，侍卫亲军士兵则不仅来自中原、江南的汉军、探马赤军和新附军（南宋降军），原来附籍在蒙古军中的色目人和流亡的蒙古子女等，亦是重要来源。按照元廷的规定，充当侍卫亲军的必须是精锐士兵，因此侍卫亲军成为元军的中坚力量，取代了蒙古国时期怯薛作为全军“大中军”的军事地位。元朝的地方镇戍军队，由驻牧在草原上的蒙古军和分驻各地镇守的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等构成。蒙古军一般不出戌草原以外的地区，仍然保持着有战事传檄集合、平时散归牧养的状态。千户组织还是蒙古军的基本组织形式。在元廷与东北、西北蒙古叛王的斗争中，北疆的蒙古军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探马赤军在中原等地区戍守的探马赤军，在结束对南宋的战争之后，被收聚到山东、河南、陕西、四川等要地屯驻，并先后建立了山东河北蒙古军都万户府（1284）、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府（1287）、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1289）和陕西蒙古军都万户府（1298）等机构，分别置司于濮州（今山东郓城北）、洛阳、成都和凤翔，专门管理探马赤军。探马赤军人有了固定驻地后，家属陆续从草原牧区迁到中原农区，逐渐与蒙古本部脱离关系。如哈刺鲁人伯颜，“宋平，天下始偃兵弗服，乃土著隶山东河北蒙古军籍，分赐刍牧在为编民，遂家濮阳县南之月城村”。因为是举家南迁定居，时间长久后游猎生活习俗逐渐改变，“时北方之初至，犹以射猎为俗，后渐知耕垦播殖如华人”。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应很普遍。探马赤军人的后代都隶于军籍，儿童被编为“渐丁军”，有时称“小厮蒙古军”（《元史?兵志二》）。除了在朝廷指定的山东、河南、四川、陕西地区屯驻外，探马赤军还经常被签发出征和分番镇戍江南、云南乃至西北地区。
新附军南宋灭亡之际，大批宋军降元，被元人称之为新附军或新附汉军、南军等。新附军内名号繁杂，但都不是宋军原来的番号，而是元人因军队士兵所具不同特点而起的名称，如原来在南宋领取口券的军人，被称为“券军”（又有生券军和熟券军的区分）；在手臂或手背上刺字的宋军，被称为“手号军”或手记军、涅手军等；在江南地区召集贩卖私盐的盐徒为军，称为“盐军”，等等。当时有人说元廷得宋降军“兵卒百万”，显然有所夸大，因为南宋末年隶于兵籍的只有七十余万人，大部分被元军消灭或击溃。估计当时新附军的数量在二十万人上下，其中手号军人有八万三千六百人，盐军六千余人，选入侍卫亲军的精锐南军士兵二万人。自招到大批新附军人后，元朝统治者即着手将其原有的组织系统打散，分编到元军的中央侍卫亲军（主要是汉人卫军）和地方镇戌军队之中；或以蒙古、汉人、南人军官相参，建立新的军府，管领新附军人。每当有战事发生，总是首先调发各军中的新附军人出征，不参战的新军人则要从事屯田和工役造作。经过多年的战争消耗和自然减员，新附军数量日益减少。到了元朝后期，新附军的名称亦很少有人提起，数量可观的新附军被元廷的各种军事组织和纷繁战事“消化”掉了。原来在江北立足的汉军，宋亡之后大多南下分驻江南各地屯驻，并陆续建立万户府、元帅府等统军机构，管领驻军。杭州、扬州、建康、镇江等地，是过去南宋统治的中心地带，自然成为驻戌元军的重点防守地区，往往建置数个万户府于一地，如杭州设四万户府，扬州、建康、镇江设七万户府等。其他重要城市及边远地区，亦多有万户府等设置。万户府的名称，往往不是该府的屯驻地点，而是属下军人的户籍所在地。如保定万户府，先后驻军于南康、建康、武昌，颍州万户府守杭州，等等。江浙、湖广、江西、四川、陕西、甘肃等行省之下，均设有十几个乃至几十个万户府、元帅府，属下军队以汉军为主体，参入新附军人和部分色目军人。有的军府民族成分比较单纯，如庐州万户府，“一军皆夏人”，即唐兀人。[NextPage]其他军事组织在地方镇戍军队中，还包括“乡兵”一类的军事组织，主要由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人组成。辽东有高丽军和女直军，由依附元廷的高丽人和金朝灭亡后留在辽东的女直遗民编成。云南有寸白军，又称爨?军，由云南土著民族爨人和白人组成。湖广有土军、黎兵、洞兵、徭兵等，由今黎族、壮族、瑶族等民族的先民组成。福建有畲军，由畲民组成。吐蕃地区的藏人，编成吐蕃军。这些军队，或由所在地区的万户府、元帅府兼管，或设立专门的万户府、千户所等，隶于宣慰司都元帅府之下。
元代军队的部署，凸显出忽必烈等人的谋虑，表现了内外相维、层层控扼的特征。大都、上都和“腹里”地区，驻扎中央宿卫军队，作为军事控制的核心。北面草原上的蒙古军和驻守在黄河南北、陕川要地的探马赤军，合成一圈藩护中央的防线。在江南地区及沿边地区戍守的汉军及“乡兵”等，则形成一道更大的防线。一旦发生战争，不但当地军队参战，邻省军队和探马赤军等都可迅速调来；如需要的话，侍卫亲军亦可出征。探马赤军监视各行省的汉军等，又有侍卫亲军作为后盾，形成一套较严密的镇戍体系。蒙古建国初期，没有兵种的区别，军队全为骑兵。招降到汉军之后，有了步兵，不久又将制造和使用攻城炮具的工匠、军人集中起来，称为炮军或炮手军；各军中擅长水战的人也被编组在一起，组成水军或水手军。入元之后，炮军和水军受到高度重视，尤其是水军的训练和扩编被纳入军队发展计划之内，并在灭宋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除了在一些万户府中配备炮军和水军外，元廷还设立了炮水手元帅府、炮手军匠万户府、水军万户府、水军元帅府等专门机构。这些机构和军队，大多属于地方镇戌军队系统。调入都城的炮手工匠等，则大多隶属于军器监（后改武备寺）。上述各种军队，都是元代的正式军队。此外，还有一种“应募而集”，“不给粮饷，不入帐籍，俾为游兵，助声势，掳掠以为利”的军队，蒙古人称为“答刺罕军”，汉人称之为“乾讨虏军”，实际上是一种“无籍军”。其成员多为“无赖侥幸之徒”，拢民尤甚，朝廷曾多次下令收编与禁罢这种军队，但到元朝末年还可见到它的踪迹。元代军队的总数，在文献资料中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这与蒙古统治者“以兵籍系军机重务，汉人不阅其数，虽枢密近臣职专军旅者，惟长官一、二人知之”的制度有关，“故有国百年，而内外兵数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元史?兵志一》）。元朝初期的水军蒙古人不熟悉水战，成吉思汗时，蒙古国无水军可言。太宗四年(1232年＞，聚众坚守信安的张进(霸州保定人)降蒙。因为“信安城四面阻水”，所以张氏属下多为水军。张进降附后，蒙古军开始有了水军。太宗六年(1234年)，张进被金将国用安袭杀，窝阔台命其子荣实继续领军，授职征行水军干户。太宗九年(1237年)，张荣实改任雄州、保定、新城长官，十二年(1240年)，“复命统领水军”，又以易州定兴人解诚为水军万户。当时蒙古军队抄略宋境。经常在江河湖汉区域内作战，水军日益受到重视，不少汉军万户下部有了水军。到忽必烈即位前，散在各万户的水军有：河阴县达鲁花赤胡玉、干户王端臣军704人；八柳树干户斡来军361入；孟州庞抄儿赤、张信军190人；滨涂州海口总把张山军100人；沧州海口达鲁花赤塔刺海军100人；陀州盂春军55人；霸州石抹?查刺军195人。
由于水军人数比较少，只能应付在江河中行舟运送军队和粮钢，没有能力进行真正的水战，消灭敌方水军。蒙古军队当时很少制造战船。太宗时与宋朝发生的几次水上战斗，参战者并不是水军，使用的也只是“巨筏”、“革舟”和“木筏”。至于制造浮桥或架设桥梁，原来就是各军中的炮水手和工匠操办，水军所起的作用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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