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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末，斯大林在他给柯瓦廖夫的一封电报中甚至批评高岗太“左”，而50年代初的毛则利用高来对付“温和派”。比如，在同高的个人谈话中，毛经常抱怨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保守主义”。但是毛不能原谅他向斯大林提供秘密情报。

纪念开国元勋高岗同志诞辰110周年（北京）座谈会

文|凤凰网主笔 张弘

10月25日，由黄土情联谊会主办的《纪念开国元勋高岗同志诞辰110周年（北京）座谈会》在北京万寿庄宾馆大礼堂举行，高岗之子高燕生与会致辞。 此前，国内史学界有关高岗的研究并不算多。近日，美国首都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教授，俄国学者亚历山大•潘佐夫的《毛泽东传》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有关高岗事件的描述中，作者使用了苏联解密的档案，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其他史料勾勒出高岗事件的轮廓。

斯大林对高岗不满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的“新民主主义”的时期，并非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都赞同毛的政策。一些高层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有另外的理解。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一位便是刘少奇。众所周知，早在1949年，斯大林就从另一名政治局委员、东北地方政府主席高岗那里得到过关于刘少奇的秘密材料。高指责刘少奇“右倾”、“对中国资产阶级评价过高”。 高的这些判断都记在柯瓦廖夫写给斯大林的题为《关于中共政策和实践的一些问题》的秘密报告中。但斯大林没有接受这些指责，他认为：“在中国民主党派及其领导人的评价问题上，高岗同志是不正确的，而周恩来和刘少奇同志则是完全正确的。”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别墅里的一次会谈中，斯大林甚至把柯瓦廖夫的这份报告的一个副本转交给了毛。当时在医院的柯瓦廖夫从参加这次会谈的毛的私人翻译师哲那里知道了这件事。

至于毛，他把斯大林的这一举动看做对中共中央的“不信任和怀疑”的另一种表现。但是，从斯大林的行动中还可以看出另外的动机。首先，他或许不信任高岗，高以前曾向他提供过一些关于中共领导人的秘密情报，但这些情报本身看起来值得怀疑。在被这位中共地方领导人“揭发”的人中，就有毛本人。比如，在1949年年底，高通过上述那位柯瓦廖夫详细地报告了毛及其共产党战友的活动中的反苏倾向和“右翼托洛茨基主义”倾向。1952年，在尤金经过中国东北返回苏联、顺道造访高岗的时候，高在谈话中重复了对中共领导人的上述指责，虽然是以“克制和谨慎的形式”进行的。斯大林很可能把这些指责看做中共党内斗争的表现，因而置之不理。

其次，自1949年夏季以来，斯大林对高非常失望。克里姆林宫的这位领导人注意到，在他同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一次会谈中，作为代表团的一名成员，高岗表现得特别愚蠢。为了迎合这位“比教皇还要神圣的人”，当时高当着其他代表团成员的面提出了几个非常过分的建议：苏联应当增加在大连的驻军人数，在青岛驻扎苏联海军舰队；最过分的是，中国东北应当成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斯大林非常恼怒地打断了他的话，称他为“张作霖同志”。如我们所知，张作霖是中国的一个军阀，他统治的中国东北不受中央政府的控制，直到1928年。在1949年高还做了一件“蠢事”，激怒了斯大林。斯大林得到消息说，中国东北地区的这位领导人在东北的各个城市都把联共（布）领导人的肖像同中共领导人的肖像挂在一起。这正应了一句谚语：“你叫傻瓜去向上帝祷告, 他连脑门都会磕破！”东北地区的这位斯大林主义者的奴颜婢膝表现得太过分了。斯大林在给柯瓦廖夫的电报中写道：“这么简单的道理，竟然还有人不明白，这令我惊奇。……请向高岗同志解释一切……总之，应当说，在中国，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越少越好，而不是越多越好。”

最后，即使斯大林相信他得到的情报，他也会认为，刘少奇的“倾向”是非常有益的，符合他本人的政策，有助于“抑制”毛的激进倾向。

不管怎么说，高岗的看法都是有根据的。在“新民主主义”问题上，中国领导人是不一致的。如前文所述，毛已不再使用“新民主主义”这个术语，然而，其他一些中共领导人仍在热心地继续使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关的词汇。刘少奇和周恩来看来都是认真看待斯大林关于中国不应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告诫的，不时地使用“新民主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建设”、“文学和艺术的新民主主义倾向”等术语。这些领导人当时已开始谨慎地反对毛，因为毛对“新民主主义”的阐释极为激进。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4193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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