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与杨尚昆叔叔接触不多，但短短的几次见面，使我终身难忘。第一次见他是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那时继母张越霞依靠组织，把我们几个流落在各地的孩子找了回来，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团圆了，但没有了父母，全靠继母照顾。她在“四八”烈士祭奠大会上致悼词时曾对父亲承诺说，要担负起抚养、教育子女的重任。新中国成立初期，继母在假日常带我们到与她较亲近的同事家走走。到她的难友家去得较多，还去在延安一起工作过的人家中。一天，她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去看望杨尚昆叔叔。我和吉玛未见过杨叔叔，但他见到我们来很高兴，问我们多大了，上学了没有。当时，我刚从老家来到北京，对他一点儿都不了解。

　　那时我们实行的是供给制，平时吃住都在学校，周日才回家跟继母一起吃食堂，生活还过得去。后来改薪金制了，继母是十级干部，工资不高，既要接济她杭州的姐姐，又要负担我们的生活费，生活过得很艰难。后来，杨叔叔在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办”)给我们每个孩子申请了每个月20元的补助，生活比以前宽裕多了。在周日和假日里，我们能经常吃到鱼或肉。因我家离学校较远，继母还把节省下来的钱，给我们每人买了一辆自行车和一块手表。

　　二

　　我第二次见杨叔叔是时隔40多年后，刘英妈妈带我们去北戴河，要请他帮忙。事情是这样的：1976年7月，张闻天在无锡含冤逝世，后来，中共中央给他开了平反大会。张闻天不是无锡人，但为纪念他，无锡市政府决定，把他养病住过的院子定为他的故居，并作为青少年教育基地。1995年，张闻天诞辰95周年的纪念活动在无锡举行，刘妈妈除了邀请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有关同志及研究张闻天的几位专家外，还特意要我们参加。我、吉玛及秦钢夫妇都去参加了。我们第一次以贵宾的身份到无锡，参观了张闻天故居。刘妈妈还带我们见了无锡市委党史研究室的负责人杨玉伦和富耀南。刘妈妈提出博古故居也应开放，接着向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介绍博古，说他为革命作了很多贡献。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对我们很热情，但也表示很为难，提出要有中办或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批文。会后，他们领我们看了父亲的故居，这是祖母最后离开无锡时租的秦家大院中的一小间房，现还住着人家。从父亲的故居出来后，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又领我们参观了革命陈列馆，那里有博古的白塑像，我们与刘妈妈一起在父亲塑像前合影。党史研究室有关同志提出要请中央领导同志给博古故居写个匾名，刘妈妈就把这事记在心里了。

　　1995年8月，刘英妈妈去北戴河度假，带我与吉玛、海渊一起拜访杨叔叔。按预先约好的时间，杨叔叔亲切地接待了我们。见面后，因我与小妹从未见过父亲，我们急于想知道父亲的情况。杨叔叔问完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后，我就提出：不知父亲犯了什么错，有学者想研究博古。杨叔叔说：“他早年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是谁都知道的，但后来都改了。博古人品很不错，他后来做了很多工作，新华社搞得很好嘛。他很有才华，研究他不会有人反对。”杨叔叔提出要我们打个报告，由他转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后来我们提出故居开放之事，并想请他题写故居匾额，他一口答应了。他纠正说：写“秦邦宪故居”比写“博古故居”好。他接着说：这么多年，你们为何不找我，找到刘妈妈就找到我了。可那时我们竟不知刘妈妈住在哪里。临别时，他一手拉着吉玛，一手拉着我，送我们出门。杨叔叔让秘书给了我电话号码，一直把我们送到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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