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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公款吃喝”（资料图）

　　唐朝李绅以“悯农诗”知名于世，他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但以后他却“渐次豪奢”起来。《本事诗》载：曾官任司空的李绅，曾邀刘禹锡“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席上赋诗曰：『鬟髯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奢侈的宴乐已经是他“司空见惯浑闲事”了。而且还有记载说李绅：爱吃鸡舌，每餐一盘，耗费活鸡三百多只，院后宰杀的鸡堆积如山！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他的私事。官场上公款吃喝的腐败，则在宋朝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

　　周公的《周礼。天官》说：“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有六牲，饮用六清，馐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他对不同等级的配肴上菜、摆列方式、器皿使用，以及席间歌舞助兴等都作了具体规定。所以宴乐的排场从来都是彰显地位的方式，宴会上的庭食千品，旨酒万钟，以及钟鼓铿锵，管弦晔煜，都是他们贵族待遇的享受。而以后皇帝登基有元会宴，建号改元有定鼎宴，皇帝祝寿有万寿宴，其它如鹿鸣宴、琼林宴、烧尾宴、千叟宴等等名目繁多，秦始皇建郡县制以后，则出现了官员们的饯别、接风的宴会，《汉书》也说：西汉后期，政局屡变，地方官调动频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

　　《宋史》记载：宋朝还有“旬设”之制，每旬一次用公费宴犒。《职制令》还规定：“国信使传宣使命，准许赴公筵；因点检或议公事也许赴酒食；各发运司监司遇圣节许赴公筵；巡历所至，薪、炭、油、酒、食各费并依例听受。”又规定，“各监司及其官属、帅司等处，及其所差干办公事官，于廨宇所在，应赴筵会而赴者，听送酒食”，朝廷定制拨付茶宴费。《文献通考》说：宋孝宗时，平江太守王仲行与祠官范致能、胡长文常用公费请客。“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而按照《异闻总录》所载：南宋初年的太尉邢孝扬，在京师买了故王太尉遗属出让的二手房产，“才为钱三千缗”。如此利润，自然大大地推动了公私饮食行业的发展，《东京梦华录》记载：饭店“凡饮食茶果，动使器皿，虽三五百份，莫不咄嗟而办”；《东坡七集。奏议》说：官营酒坊也为招徕生意，“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即博彩）买酒牌子”。

　　吃了还有拿，《朝野杂记》载：两宋时各衙门支用公使钱宴请迎送有明账，叫“公使苞苴”，南宋时东南诸郡公使“帅臣监司到署，号为上下马，邻路皆有馈，计其所得，动辄万缗。”北宋尹洙的《分析公使钱状》统计：庆历三年，以渭州政府为例，除支应过往以外，本署官员动用公使钱吃喝，多到每月五次宴会，加一次有表演的“张乐”。

　　《后汉书》说：“自是选代交互，令长月易，迎新送旧，劳扰无已，或官寺空旷，无人案事。”大家热衷于应酬送礼，哪里还有心思办公？所以，历朝也有不少限制公费吃喝的规定。汉景帝时有法令，官员到任、离职及巡视时接受宴请，都应交伙食费，否则免官；北魏献文帝时，官员到地方巡视，吃掉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同席吃喝者以协从罪论；《庆元条法事类》载：两宋时除规定“诸道守任臣僚，无得非时聚会饮宴以妨公务”。

　　对于妓乐助兴，也有限制：除“州郡遇使命经过应官侍者”外，各州县官“非遇圣节及赴本州岛公筵若假日，而用妓乐宴会者，杖八十”；《职制敕》规定各官“预妓乐宴会者各徒二年，不应赴酒食而辄赴各杖一百”。知湖州刘藻，因“在任专事筵宴，库帑告竭”，被降职罢官；干道五年，新知峡州郭大任，因被揭原在袁州任内“日事饮宴，殊不事事”，被撤除任命；淳熙三年，知嘉州陆游，因“燕饮颓放”被撤职；淳熙十四年，知平江府王希吕与祠禄官范成大、胡元质常相聚宴，“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孝宗怒而诎之。但朱熹检举了知台州唐仲友贪污不法之罪，其中包括“亲会宴集经月，姻族内外，一文以上皆取办于公库”，而且“逾滥”到每行宴饮，必召妓女，却没了下文。

　　虽然做陪客不自在，但能够挤上宴席，就是在享受一种待遇；而接受众人奉承，显示自己的存在，则是官长、名士们的专利，何况还可以慷国民之慨，图自己的利益，何乐而不为？要指望这些人办好百姓的事，也就基本上无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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