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买旗人的房子可以分期付款，而且付款的期限和条件都很宽松，如果是买汉人的房子，就享受不到这种优惠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旗人当初置业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了分期付款；

　　第二，民国建立后，旗人丢了靠山，成了弱势群体；

　　第三，从辛亥革命到国民党北伐那十多年里，大多数旗人都在抛售房产。

　　咱们先说第一点。

　　理论上讲，旗人在清朝是不用劳动的，他们是征服者，同时也是统治者，清廷从全国百姓身上榨取血汗，为旗人分房子、分田地，为旗人发饷银、发粮食。旗人高高在上、混吃等死，什么工作都不用做，只需要时不时地操练一下，以便随时镇压汉人起义即可。

　　但清朝的财政并不宽裕，至少从乾隆年间开始，旗房就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免费发放了，而是先把房子分下去，再从旗人的饷银里分期扣除房款。比方说，北京某旗人成家立户，需要住房，清廷在正阳门外分给他一套房子，作价白银一百两，此后十年内，内务府每年都会从其饷银中扣除十两。

辛亥革命后的旗人

　　太平天国起义时，南京旗营被烧，后来起义被镇压下去，返回南京的旗人没有房住，清廷给他们拨付地皮，让他们自己盖房。旗人没钱，清廷遂发放无息贷款，待房屋建成，再从各人饷银中扣还贷款，分六年还清。

　　所以对旗人来讲，为了房子分期付款(实际上是分期扣工资)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他们当初分房和盖房的时候可以分期，别人从他们手中买房的时候当然也可以分期。

　　再说第二点。

　　清朝没灭亡那会儿，旗人的势力大了去了，且不说入关之时的大屠杀，就是在所谓的定鼎以后，也经常发生满臣欺压汉臣、旗兵欺压汉兵、旗人老百姓欺压汉人老百姓之类的故事。到了清朝末年，北京的汉人房东出租空房，其租房广告上还不忘写上四个字：“贵旗免问。”只要你是旗人，哪怕是把祖产都卖光了的破落户旗人，也休想租我的房子，为啥？怕你欺负我！鲁迅青年时去南京上学，骑着马经过旗人聚居区，旗人小孩拿石头扔他，因为在旗人小孩的心目中，汉人只是为旗人服务的奴隶，根本不配骑马。

　　可是清朝一完蛋，旗人就歇菜了。以南京为例，据1913年江苏省都督府发布的公告：“当义师光复之际，正土匪猖獗之时，藉端报复者有之，乘机夺掠者有之，该旗民如豚如犬，任人蹂躏，迨夫严申禁令，始克保全余生。”平日里受尽欺压的汉人起来报复旗人，土匪和小偷也来趁火打劫，旗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如果不是民国政府赶紧制止，恐怕全国各地都会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

　　当旗人遭到报复之时，鲁迅去南京教育部就职，再次从旗人聚居区经过，故地重游，这回却再也没有旗人小孩朝他扔石头了，倒是有一两个旗人老太太在没有门窗的破屋里蠕蠕而动，看见有人来，“惊惧如小鼠，连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上回说到，1912年10月，一个名叫罗务本的南京市民购买旗人多寿的房子，到1915年才付清余款，且各项杂税全由卖家多寿掏腰包。多寿为何接受这个有点苛刻的条件呢？就因为他成了弱势群体的一分子，不敢不接受。

　　最后一点，就是辛亥之后旗房的“恐慌性抛售”。

　　民国初年社会秩序一度有些混乱，全国发生过几起报复旗人的事件，但规模都很小。用鲁迅的话说：“汉人大大的发挥了复仇手段了吗？并不然。”仍以南京为例，旗人代表曾向临时政府诉苦：“辛亥变更前后，凡我旗民七千余，惨死过半。”经临时政府核查，南京旗人原有不到七千人，事后剩余两千人，其中四千多人逃到上海，死亡者仅九百人，而这九百人当中又有三百多人死于自杀(在江宁旗营点燃炸药集体自杀)，实际死于报复和抢劫的，只有五百多人。

　　五百多人也是一个血淋淋的数字，这个数字给全国各大城市的旗人都敲响了警钟，使他们惶恐不安，其中一部分有能力逃亡的旗人选择了迁徙，迁往香港、上海、天津和其他一些有租界保护的城市。

　　人走了，房子自然要卖掉，所以民国前期各地旗房都在抛售，以至于成交价格压得极低。像民国四年(1915年)，北京镶白旗满洲明昆父子出售阜成门内王府仓胡同的四合院，十一间瓦房，只要一百五十块大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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