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生活习俗与文化比较接近，清朝入关以前，与蒙古族各部落已经有了密切的联系。入关后，关系更加亲密。许多蒙古族首领，被清朝封为王爷。
公元１７７１年（乾隆二十六年），有一支远在欧洲额济纳河（今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的蒙古族土尔扈（ｈù）特部落，起程回归中国，让乾隆皇帝好一阵激动。
土尔扈特蒙古是是厄鲁特蒙古四部落之一，原来在塔尔巴哈台附近的雅尔地区（今新疆塔城西北及中亚部分地区）游牧。十七世纪三十年代，部落的首领和鄂尔勒克因与准噶尔部蒙古族首领巴图尔浑台吉关系不好，经常发生冲突，就率领整个部落和其他部落的部分牧民，带着帐篷和牛羊，向西迁移，进入人烟稀少的额济勒河下游的草原放牧。但是，这里属于沙皇俄国的势力范围。沙皇派军队来骚扰，强迫他们宣誓效忠沙皇俄国。土尔扈特蒙古牧民不肯宣誓效忠，经常与沙俄发生冲突。土尔扈特蒙古牧民非常怀念故国，多次派使者向清朝政府上表，进献土特产品，诉说苦难，表示他们的思念和忠心。
公元１７１２年，土尔扈特的使节又来到北京。康熙皇帝对远道而来的使节，给予热情款待，嘉奖他们的忠诚。接着，康熙帝派出图理琛，率领使团，经过俄国的西伯利亚，去探望土尔扈特。两年后，他们到达伏尔加河下游，见到久别的蒙古族同胞，向土尔扈特的首领阿玉奇汗，转达皇帝的问候。清朝的使者受到土尔扈特牧民的热烈欢迎。他们说，蒙古族与满族有共同的根源，衣帽服饰与祖国人民相似。他们也是祖国的儿女。
公元１７５６年，土尔扈特首领又派使节，走了三年，到达北京，向乾隆皇帝呈献礼物，表示敬意。
土尔扈特人对沙皇俄国的侵略与奴役，不断地反抗。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他们响应俄国著名农民领袖拉辛领导的顿河农民起义，起兵反抗；十七世纪末，又起兵支持巴什基尔人的起义。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阿玉奇汗的曾孙渥巴锡继承了汗位，这是一个血气方刚的人。
当时，沙皇俄国正与土耳其打仗，急需兵员，于是强令土尔扈特十六岁以上的男子都要到俄国军队去当兵，上前线送死，同时削弱土尔扈特的力量，一箭双雕。一些老人叹息道：“土尔扈特的末日来临了。”
这时，沙俄又强迫渥巴锡交出他的儿子与三百个贵族子弟，作为人质。愤怒的渥巴锡率领全体牧民，喊出：“我们永远不做奴隶，我们要去太阳升起的地方！”
公元１７７１年１月４日，渥巴锡召集部落全体战士，宣布要脱离沙皇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的统治。第二天，一次震惊世界的土尔扈特部落反对沙皇的起义爆发了。
他们杀死沙俄官员，收拾起自己的帐篷、财物，带着妇女、老人、儿童，分成三路，向着太阳升起的东方进发。
叶卡捷琳娜女皇得知土尔扈特蒙古族牧民发生暴动，要离开俄罗斯国境，大发雷霆，说：“这将使罗曼诺夫家族和头戴彼得大帝皇冠的守护神鹰，蒙受永不可洗净的耻辱！”她下令，派出大批军队团团围追堵截，企图让土尔扈特牧民永远留在沙皇俄国受奴役。
土尔扈特蒙古族牧民在渥巴锡汗的率领下，终于冲破沙皇军队的阻击，克服恶劣的气候带来的困难，走了半年，行程万里，回到伊犁。然而，他们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出发时的十七万部落民众，安全回到伊犁的只有七万人，大多数人被战争、疾病、饥饿夺走了生命。活着的人，个个形容憔悴，衣衫褴褛，孩子们更是面黄肌瘦，一丝不挂。他们赖以为生的牛羊骆驼，几乎全部丧失。
乾隆皇帝知道土尔扈特人到达伊犁后，马上派官员前往伊犁，发放慰问、救济物品，将他们安置在伊犁河流域放牧。伊犁及甘肃、陕西、宁夏、蒙古各地各族百姓筹集了二十多万头牛羊、四万多石米麦、五万多件皮大衣、六万多匹棉布，还有大批的毡帐，送到伊犁，交到远道归来的兄弟姐妹手上。
公元１７７５年秋天，金色笼罩了北方的大地，乾隆皇帝在热河（今河北承德）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多次接见、宴请了渥巴锡等首领。乾隆封渥巴锡为卓哩克图汗，赐给“管理旧土尔扈特部南右旗札萨克之印”。乾隆还亲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篇碑文，在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内，刻石立碑，永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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