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至8月间，中苏边境接连爆发了几起冲突事件，之后，大军压境的苏联于下半年又私下向美国等国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展了防范“新沙皇”侵华战争的紧张战备和疏散在京中央领导人的工作。由于事件发生在“文革”期间，当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风头正健，在他们的一手操纵下，被“疏散”人员实际上是换了个地方继续被“监禁”。
从1969年3月初开始，全国战备紧锣密鼓开展起来。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其中说：“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5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准备打仗。”15日，在中央碰头会上，他又说，大敌当前，我们是后发制人，并具体地说到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战争问题。
到8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地区革委会、人民解放军驻边疆地区部队，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命令说，党中央命令你们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命令还要求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实行归口大联合，坚决执行“七二三布告”(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要求山西省部分地区制止武斗、惩办坏人和恢复生产与工作)，大力支援前线，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
“八二八命令”的发布，迅速整治了仍然存在派性斗争、武斗和打砸抢等混乱局面的地区。
中央对战备工作采取了“内紧外松”的方针。在当时的报刊和广播电台上，大都是些“活学活用”、“大批判”、“教育革命”、“五七干校”、“样板戏”、“农业学大寨”等方面的内容。“八二八命令”发布后，在一些报纸和广播电台上，一度出现过号召“要准备打仗”、“一切为了打仗”的宣传，但很快被中央制止。
实际上，从9月至12月，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资，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重要战备活动之一。
在京的中央大批党政机关，以及北京主要单位、学校，包括其家属，被紧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暂时先疏散至郊区。文化部所属机关、学校、剧团和文联、作家协会去湖北咸宁，其他协会去沙城。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中国作协部分人员，分别于9月25日、26日动身。中科院原子能所去湖北，哲学社会科学部去河南息县。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全国物价委员会去湖北襄樊。10月25日，国防科委机关干部全部去了河南遂平县莲环湖干校。11月15日，中国作协机关宣布了紧急疏散命令，所有人都下去，11月30日和12月15日分两批疏散。
这些疏散外地的人同时还被要求，离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缴;离京以后，凡是绝密文件一律不发;各人参加所在地工厂、农村的斗批改;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不经中央批准，不允许重返北京。
边境地区的军政机关，如黑龙江黑河地区的革委会、军分区也向内地迁移。吉林市计划将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疏散至农村。
许多高校也紧急迁出城市。北京大学的一部分疏散到汉中，一部分疏散到江西鄱阳湖畔。北师大师生疏散到西郊东方红炼油厂。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合肥。中央广播学院迁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学院迁到湖北潜江。北京农业大学先迁河北涿县，后迁到陕西甘泉。长春10所高校在一个多月期间，下放干部、教师4400人，占总数的58.6%。
离开“牛棚”不久的中国曲协副主席、作家陶钝这样回忆：“北京市内一片慌乱，一些外地有关系的户都安排搬往外地。收售旧家具的店铺，以贱价收购了大量的家具。我把老家的人叫了来，把大衣橱、樟木箱子、书架，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集或选集都装箱运回乡下。旧家具价钱落到大立橱20元，写字桌10余元，一个弹簧单人床垫子才卖了12元。”作家陈白尘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在北京站登火车时，“秩序大乱，犹如逃难的难民”。韦韬回忆说：北京疏散，“中心是要把北京的所有‘闲杂人员’、‘危险分子’统统疏送到内地去‘监护’;把业务已停专事斗批改的机关单位，统统迁往农村，或办‘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把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档案、文件、珍贵资料，集中装箱运往‘三线’保存”。
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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