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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后一句的时候，贫农徐德忠竟然喊了一句“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吃糠！大家都惊呆了，在那个年代，徐德忠的这句话简直是飞蛾投火。果然，徐德忠遭到了连续不断的批斗，还好他“攻击”的不是毛主席，否则真是后果难料。

生产队开会

本文摘自：大河网，作者：王国兴，原题为：《王国兴：回忆我的知青生活》

1941年，我出生于济南市老东门双龙街，上溯好几代都是城市贫民。我兄弟姐妹4人，除大哥外，二哥、我和妹妹的童年都是在位于黑虎泉东半边街的慈善公所里度过的。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在艰辛的劳作之余，经常到处逮蛐蛐卖补贴家用。大哥每天挑着担子去双龙街北头的小北门收菜，再挑到东关大街或南门、皇亭去卖。尽管这样，我们家还是经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生活非常艰难。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政府分配到淄博新博煤矿当教员，我们全家也随父亲搬到了淄博，开始了新的生活，并进入赵庄二中上学，因我擅长文艺，吹拉弹唱都会，身体素质也很好，一直担任班上的文娱委员和体育委员。1959年，我于淄博赵庄二中毕业。

1960年底，上级号召广大知识青年“有亲投亲，有友投友”支援农业建设，我在全家人的支持下，积极响应号召，在矿上报名后，投亲下乡到历城县董家公社城角巷村第一生产队的继母的娘家，成为了城角巷村的一名下乡知青。

因我自幼生长在穷苦之家，练就了一副吃苦耐劳的性格。下乡之后，我立即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生产队的生产生活之中，积极向生产队里的老社员们学习、讨教，不长时间我就成了队里的生产能手，耕耩锄割，扬场垛垛，各种农活干得有模有样，在搞好生产的同时，我自学并熟练掌握了瓦工、电工技术，农闲时节经常给四邻八舍帮工帮忙，得到了大家的好评，在群众中树立了较高的威信。

1961年，在热心人的撮合下，我与本队的黄玉栾喜结连理。由于我是外来户，在当时还有些封建的社会背景下，我们的婚事遭到了黄氏家族某些人的强烈反对，甚至引起了个别人的打击、报复。1962年，一队场院屋子内的干草垛被人点火，有些人竟然嫁祸于我，对我采取了停止劳动、开会斗争等极端行动，个别人甚至离间我和妻子的关系，劝她和我离婚，划清界限。对此，我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了证明清白，我找到了公社党委书记赵涛陈述事实。赵涛同志对这种无凭无据随意给人扣帽子、打板子的行为非常气愤，他专门到村里来，召集有关干部开会，毫不留情地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后来经过查实，干草垛是唐王公社王坡村的李某放的火。

我从小就敢说敢做，爱打抱不平。在生产生活中，经常对个别干部的不良行为进行揭发，积极同损害群众利益的人作斗争，这引起了个别人的强烈不满。1968年，我被扣上了“反党集团总头头”的帽子，被诬蔑为隐藏在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批斗，并对我进行了抄家，派“四类分子”在我的家门口站岗，对我全家进行监视，我和家人在身体上、精神上都受到了很大的摧残。

1969上半年，在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我被选为城角巷村革委会主任。上任后，我积极带领干部群众先从农业生产基本设施建设入手，打好农业生产的基础。当时，村里只有一台变压器，因为负荷不够，六个生产队只能是轮流使用，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为彻底解决这个大难题，我多方托人打听后，骑自行车去驻邵而公社的变电校验所联系购买，校验所一位姓宋的技术员听了我恳切的叙述后，很受感动，他向我透露所里还有一台合格的变压器未售出，已经许给了天桥的买主，只是还没有付款拉走。机不可失，我立即赶回村里，由于兴奋、着急，车子骑得飞快，一百多里的路程，1个多小时就赶回来了。喘息未定，我就紧急召集大队干部、各生产队干部商议，一个生产队选出10个壮劳力，总共60个人，去邵而购买变压器。经过我们的一番软磨硬泡和恳求，校验所的领导终于同意卖给我们这台变压器。当我们几十号人把崭新的变压器拉回村里后，在群众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伙都说，我为城角巷村办了一件大好事，从此，群众再也不用为轮流用电发愁了。但有个别人在背后骂我是“强盗”，说变压器是硬靠人多抢回来的。我对群众说，只要是对社员有利的事，只要是对城角巷村有利的事，我宁愿再当几回“强盗”。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3979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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