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正彦，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任湖南石门县委书记(原是分管农业的县委书记，1965年任第一书记)，70年代任湖南国营西洞庭农场党委书记，80年代任湖南桃源县委书记。不论在哪里任书记，他都坚持在农业战线搞包产到户和生产责任制，并都取得了成功，赢得了群众拥护，也给国家作出了贡献。1983年他升任常德地区纪委书记，1985年当选为湖南省纪委委员，1990年任常德市委特约顾问，1992年退休。这里，我们谈谈他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不屈不挠、坚持不懈地搞包产到户和生产责任制的故事。

　　公开宣传包产到户的好处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在农村长期推行极左政策，大搞“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导致严重的“五风”错误(即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造成农业和畜牧业大减产，再加上粮食高征购，造成城乡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特别是农民更苦，吃不饱饭，许多地方农民吃野菜，吃树皮，甚至吃观音土，饿死了不少人。

　　1961年，覃正彦带领石门有关部门的同志在农村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在雁池公社马家大队，他们发现一个生产队在少量的自留地和新开垦的荒地上种玉米、红薯、黄豆等，结果以不足生产队总耕地面积的10%，却收获了占全队30%以上的粮食，群众就靠这些粮食渡过了难关。

　　在城关公社红土坡大队的一个生产队调查，晚上开座谈会时，有个叫王传江的社员站起来说：“你们都怕说，我来说，说错了我坐牢，坐牢还有饭吃。农业生产这样搞下去只有死路一条。按我们社员要求就是要搞包产到户。”他一下说出包产到户有十大好处：多产粮食社员能吃饱饭，生产队长不用天天喊工催工，生产有责任心，不偷工减料，生产质量有保证，勤快人更加勤快，懒人也不偷懒，狡猾人搞不成狡猾工，社员不为评记工分吵架了，国家征购任务也可以完成。王传江发言后，其他人都抢着发言，都要求搞包产到户，七嘴八舌又补充了五大好处，这样包产到户就有了十五大好处。

　　当时，覃正彦内心是主张搞包产到户的，但又害怕，因为这是个禁区，搞不好要受批评，甚至受处分。1962年3月，他在全县三级干部(大队支部书记、公社干部、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到农业生产时，原原本本地讲了包产到户的十五大好处，但同时也讲了包产到户有七大坏处(主要是怕产生资本主义)，并提出西北山区可以搞包产到户或包产到组。这样，全县有不少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有的变相搞了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等多种形式。凡是搞了责任制的都增产增收，干部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国家征购任务也完成了。但他却为此挨了不少批，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把这当成他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大罪状。

　　1966年11月，当时地委社教工作队的负责人跟覃正彦谈话，说：“老覃，你确实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县委书记在三级干部大会上鼓吹包产到户有十五大好处，全省没有，全国也可能没有。”

　　1967年10月，由军代表支持的造反组织印发了覃正彦的“罪状布告”，布告上“覃正彦”三个字还用红笔打了“×”。布告上罗列的十大“罪状”之一就是说他“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大肆鼓吹包产到户有十五大好处，致使全县许多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和包产到组，严重破坏了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加上其他莫须有的罪名，他在“文革”中遭受了六七年的残酷斗争和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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