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二节《古代的封建社会》中，总结性地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巨大意义说：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这个概括的说明，科学地指出了农民群众起来打击封建统治的阶级斗争是古代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强有力地驳斥了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归结为帝王将相行动结果的历史唯心论谬说，给予了我们以正确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钥匙。
隋末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国性的农民战争之一。它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它也就起着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要想全面地了解隋末农民战争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必须研究许多分目。例如：（一）隋末统治者对农民施行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情况；（二）隋末农民战争的经历；（三）唐初统治者的——用相对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的方法以求巩固统治权的——思想，以及农民战争对于这种思想的形成的作用；（四）唐初的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具体政策及其实行的程度；（五）唐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具体表现等等。
不难看出，这些分目是互相关联着的。譬如说，如果不知道隋末统治者对于农民施行了怎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就不能了解隋末农民战争之所由兴起；如果不能知道这种统治对于生产的破坏是如何的严重，也就不能完全了解隋末农民战争的重大意义。又譬如说，如果不知道隋末农民战争的经历，不知道起义军如何兴起，如何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分散到集中，由据险自守到进攻城市，由劣势地位转向优势以至在基本上摧毁隋朝的统治；不知道例如象唐高祖李渊如何在起义军的壮大声威之下，由镇压农民起义转向利用农民起义，并与李密起义军联和；不知道例如象李渊的军队怎样在起义军，主要是李密起义军牵制住隋军主力的条件下，才获得由山西渡河入陕、进而夺取长安的可能等等的问题，就不能完全了解为什么唐初统治者懂得一些农民的力量，从而采取了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政策；同样，如果不知道农民在起义的过程中，如何给予整个大地主阶级，特别是关东士族（北朝以来山东、河北、河南的大地主）以沉重的打击，也就不能了解唐初的对农民相对让步的某些政策，例如“均田”制度，为什么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比较有效地实施（这里所说“有效”只是比较而言，实际在封建制度下，不独所谓“均田制”本身并不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且其实施的程度也有极大的限制，唐初并不例外），等等。但因篇幅有限，本文仅围绕着第三点进行研讨。其他分目，俟以后再论。
在分析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代表的唐初统治者的——用相对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的方法以求巩固统治权——思想之前，先须指出一个客观事实，即：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于隋代还处于号称富强的时期，而不久以后，由于起义军以及在起义军影响下兴起的反隋军的沉重捶击，隋便结束了它的统治。
隋的统治时间极为短促，自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代周”，创建隋朝起，至公元618年隋炀帝杨广被杀、最后覆亡止，历时只三十七年。而农民起义爆发于隋炀帝第一次大举进攻高丽之前一年，即公元611年，上距隋文帝始建国，不过三十年；上距隋文帝灭陈、统一中国之年，即公元589年，只不过二十二年。
在隋代，朝廷拥有巨大财富。唐史家杜佑说：“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通典》七《食货·丁中》原注）炀帝中年以后，以用兵频仍和奢靡滥用之故，虽然耗费极多，但直至起义军大兴之时，仓廪府库，仍称充实。例如：李密“开洛口仓散米”，就食者“近百万口，无瓮盎，织荆筐淘米，洛水两岸十里之间，望之皆如白沙。”（《通鉴》一八六武德元年九月）王世充据东都（东京洛阳），城内“布帛山积，至以绢为汲绠，然（燃）布以爨。”（《通鉴》一八三义宁元年四月）唐高祖李渊所占有的晋阳，号称“食支十年。”（《旧唐书》六四《巢王元吉传》）西京（长安）的府库，则直至贞观年间，犹未用尽。（《贞观政要》六《论奢纵》马周疏）
隋又是结束了将近三百年分裂局面，完成统一南北的朝代。在巩固边境国土方面，也获得很多进展。北方，隋促使突厥分裂的政策收到效果，并在军事上屡次给予突厥以重创。南方，公元605年，隋的军事力量继秦汉以来再次及于印支南部，建立了林邑郡。西方，隋于公元608、609两年间，连续进击吐谷浑，获得决定性胜利，并以其地置河源、西海二郡（在今青海）。同时，隋以兵力威胁伊吾，迫使高昌王及伊吾吐屯设“入朝”，并迫使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因置鄯善、且末二郡（在今新疆）。东方海上，公元610年，即农民起义前一年，隋遣兵万余人泛海登流求（今台湾），进一步加强了联系。唐初人形容隋的强盛说：“统一寰宇，甲兵强锐”，“风行万里，威动殊俗。”（《贞观政要》一《论君道》魏征疏）
农民起义军和在起义军影响下兴起的反隋军所推倒的，就是这个拥有巨大财富的皇朝，就是这个负有统一国内和威震四邻的声威的皇朝，就是这个号称“甲兵强锐”的皇朝。
远征高丽的失败确是削弱了隋朝的力量，有助于农民起义军和反隋军的蓬勃发展。然而，隋末农民起义不是爆发于远征失败之后，而是爆发于大举出师之前，终究是个事实。隋由全盛而骤告覆亡，终究是个事实。
唐太宗具有用相对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的方法以求巩固统治权的思想。这在他的言论中表现得很明白。观在就来看一看他的一些言论：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一《论君道》）
“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同书同卷《论政体》）
“近自建立太子（即后来的唐高宗），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曰……‘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曰……‘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见其乘舟，又谓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同书四《论教戒太子诸王》）
“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同书六《论俭约》）
“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齐主（北齐后主高纬）深好奢侈，所有府库，用之略尽，乃至关市无不税敛。朕常谓此犹如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齐主即是也。”（同书八《辨兴亡》）
唐太宗论及君民关系，引用古语，把人君比做舟，把人民（主要是农民，下言人民同此）比做水。既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既然皇帝能否做得成，要看广大人民群众的趋向来决定，所以，他说，“可不畏惧”？“诚可畏也”。
那么，为什么人君会被人民所推倒，会被人民摈弃而不用，如同船会被水打翻一样呢？
唐太宗认为极度剥削人民，则必致危亡。他把这比做馋人自割其肉以啖腹，腹饱而身亦毙。
那么，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覆舟亡国之祸呢？
唐太宗说，“必须先存百姓”，“不尽其力”。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让人民活得下去，不要把他们榨取到活不下去的地步。
唐太宗说：“不夺其（农）时”。就是不要在农忙季节，强迫农民服役，好让他们能正常进行生产。
唐太宗说：“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就是不要把过重的徭役加在人民身上。
唐太宗说，不能“赋敛不已”。就是不要把过重的赋税加在人民身上。
诸如此类。
从这些例子，就能够看出，在这里，唐太宗的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用相对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的方法，以求巩固统治权。
在这里，又可指出，虽然唐太宗的这种思想井不包含有什么新的内容，而只不过是以前的某些思想家所已经有过的那些思想；他的有关如何对待农民的言论也并不是什么新颖的东西，而只不过是重复以前的某些思想家的有关统治方法的格言，或者，至多也不过略加发挥而巳，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的这种思想，他的这类言论就没有注意的价值，就值不得花费时间加以讨论。因为，研讨他的这种思想，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史上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即中国农民战争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这一问题。因为，他的这类言论并不纯是空谈，并不全和行动脱节，他所施行的一些政策，例如减轻徭役，减轻租税，以及在某种限度内的“均田制”等等，是和他在这些言论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有着一定程度的关联的。
这类思想在当时并不是唐太宗所独有，在唐太宗的大臣中，也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请举魏征的几次论“奏”为例：
“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贞观政要》一《论君道》）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同上）
“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民，唐太宗名世民，唐人避讳，用“人”代“民”），水也。水能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同书二《论政体》）
“昔子贡问理人于孔子，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子贡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导之，则吾雠也，若何其无畏？”（同书十《论慎终》）
更举岑文本的论“奏”为例：
“暂有征役，则随日凋耗。凋耗既甚，则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则怨气充塞；怨气充塞，则离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畏非（惟）民。’孔安国曰：‘……君失道，人（民）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犹舟也，人犹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同书十《论灾祥》）
用不着更多的引证，就可以说明，唐太宗及其某些大臣都重复地引用这些古语，都存在着畏惧引起人民反抗，以致不能保持统治权的心理。而这不能是偶然的。
唐太宗及其大臣们所引用的古语，例如载舟覆舟之喻，例如可畏惟民之论，当其产生之时，自必有其所由产生的社会物质环境，这里不加探究。这里所要注意的是：诚然，这类古语载在儒家典籍中，曾长期为封建士大夫所习诵；诚然，这类古语于千百年中，曾不止一次地被封建统治者所援引过（例如三国魏明帝时的王基就曾在一个“谏疏”里引用过载舟覆舟之喻），但我们总可以说，这种思想，在唐太宗统治时期，要比在其他时期较为活跃些。究竟为什么贞观时期的君臣，如此不惮厌烦地重复着这些古语，并且唐太宗还引伸出例如割肉啖腹一类的言论呢？为什么贞观时期，这类思想还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当时统治者的行动，例如唐太宗曾多次接受臣下“谏诤”，中止某些扰民之举或减轻其程度，因而被称为“虚心纳谏”之君呢？这在唐太宗及其大臣们的言论中，也可以得到答复。
且看唐太宗这些言论：
“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巳。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联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贞观政要》一《论政体》）
“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东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无不悉然。驰道皆广数百步，种树以饰其傍。人力不堪，相聚为贼（起义）。逮至末年，尺士一人，非复已有。以此观之，广宫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诫。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同书十《论行幸》）
“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及此，不觉惕焉震惧？”（同书同卷《论灾祥》）
由此可见，施行对农民相对让步的政策是形成“贞观之治”的原因。而唐太宗所以施行这种政策，是因为：隋末农民战争摧毁了隋朝的统治，这个事实，反映到他的脑中，使他认识到，施行对农民相对让步的政策，“使百姓安静”，是确保统治权——皇位的方法，使他明确地具有用相对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的方法来巩固统治权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也就指导着他的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行动，指导着他施行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政策。
由此可见，隋末农民起义爆发于隋代还处在号称富强的时期，其结果是推翻了一个号称富强的皇朝，隋由全盛而骤然覆亡，这样的事实，使唐太宗“惕焉震惧”，而感到有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必要。
由此可见，唐太宗之所以具有如同上述的思想，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至于那些先行的思想材料，即唐太宗曾经引用过的古语，则不是离开这个根本的原因而单独地起特殊作用的。
且再看魏征的“奏疏”：
“殷鉴不远，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民不堪命，率土分崩。……〔愿陛下〕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同上一《论君道》）
“且我〔国家〕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之所临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资储，以隋氏之甲兵况当今之士马，以隋氏之户口校今时之百姓，度长比大，曾何等级？然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昔隋氏之未乱，自谓必无乱；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夫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故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贞观政要》八《论刑法》）
唐太宗曾评断魏征的功劳说：“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房〕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贞观政要》二《论任贤》）又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皆魏征之力也。”（同上一《论政体》）唐太宗认为魏征是“佐成贞观之治”的第一功臣，认为他的最大的功劳在于劝行“帝道”、“王道”。魏征这两个奏疏虽然都是贞观十一年所写，距贞观初已有十年以上，但却极清楚地表示出他的一般看法。那么，唐太宗所说的行“帝道”、“王道”，也无非是如魏征所说的“静之”。“静之”的意思就是安定农民，就是不过分扰民，不兴大役，也就是施行对农民相对让步的政策。唐初“贞观之治”的秘密，即在于此。而魏征所以劝行这种政策，乃由于他见到了“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这个教训。诚然，在当时，农民战争的强大力量是相当普遍地反映到统治者的脑中，而魏征出自李密所领导的一支农民起义军，他对于农民战争力量的强大，对于农民愤恨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情绪的强烈，原来可以体察得较深刻些。
且再看一看张玄素在一次“奏对”中的言论和他一次“直谏”的情形：
“臣又观隋末沸腾，被于宇县……人君不能安之，遂致于乱。陛下若近览危亡，日慎一日，尧舜之道，何以能加。”（《旧唐书》七五《张玄素传》）
“贞观四年，诏发卒修洛阳之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曰：‘……微臣窃思秦始皇之为君也，籍周室之余，因六国之盛，将贻之万叶，及其子而亡，谅由逞嗜奔欲，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胜……。臣闻阿房〔宫〕成，秦人散；章华〔台〕就，楚众离；乾元〔殿〕毕工，隋人解体。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太宗谓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太宗……顾谓房玄龄曰：‘……所有作役，宜即停之。’”（《贞观政要》二《论纳谏》）
秦隋兴亡，甚相近似，张玄素远论秦亡，实亦近喻隋败，结言“天下不可以力胜”。张玄素认为隋之致败，在于人君不能安民。故劝唐太宗“近览危亡，日慎一日”。此与魏征所论并无二致。张玄素曾经参加过窦建德所领导的一支农民起义军，他对于农民战争力量的强大，对于农民愤恨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情绪的强烈，原来可以体察得较深刻些。
有人以为贞观致“治”，在于唐太宗“能纳谏”。这种提法似嫌抽象些。固然，贞观时，群臣“进谏”，太宗“纳谏”，所涉及的范围很广。但也不难看出，其中极大部分，类如止徭役，息征战，戒奢纵，“取信于民”，“居安思危”，“慎终如始”（晚年行动要和贞观初年一样）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关涉到对农民作相对让步这个主题。张玄素谏修乾元殿一事，甚为唐初人所重视，魏征曾极加称叹说：“张公论事，遂有回天之力”，正是由于他阻止了一次大“兴发”。
其他论及以亡隋为戒的例子还很多，不能备举。
综括以上所引，可以说明什么问题呢？
首先，唐初的统治者，在分析隋的覆亡原因时，不能不看到这样的事实，即隋炀帝“穷奢极侈”，“徭役不息”；“穷兵黩武，干戈不戢，以致“民不堪命”，群起反抗，终于“率土分崩”，“身死国灭”。虽然他们有时也把隋的覆亡，归之于其他原因，类如隋文帝“溺宠废嫡，托付失所”（指废杨勇而立隋炀帝杨广为太子事）；赌炀帝“护短拒谏”，“偏信佞臣”等等，但这些仍旧是围绕着隋炀帝施行暴虐统治，终致引起农民大起义这个主题。唐初统治者既然亲见隋的覆亡，取为前车之鉴，因而，隋末农民战争推倒隋的统治这个事实，也就在基本上规定着唐初的政策。
其次，在隋的覆亡原因中，不参杂有例如外戚宦官专政，特别是例如武将恃兵跋扈之类的问题。隋的覆亡在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极度剥削和压迫，迫使农民举行起义，以反抗地王阶级的统治，这是赤裸裸地暴露着的，没有什么其他原因来遮盖、混淆问题的实质。这一点，即没有什么来转移或分散唐初统治者的视线一点，也就有力地影响着唐初的政策。
最后，隋在覆亡以前，是一个号称富强的朝代。但是，朝廷富足而人民穷困不堪，帝王好战而人民不愿送死。终于，隋被农民战争所推倒。这就使新的统治者看到，农民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一个政权如果对农民施行残酷压榨，达到农民不能容忍的程度，它就必将被农民的力量葬入坟墓（《贞观政要》六《论奢纵》马周谏疏论此最深刻），而所谓富强并不足恃。这一点，即隋末农民战争推倒一个号称富强的朝代，使新的统治者感到震惧一点，也就有力地影响着唐初的政策。
唐初，在一定限度内，在某些不同的地区以不等的程度施行了“均田制”（这是唐初政策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本文为范围所限，未能多论），并相对地减轻了农民的租税和徭役的负担。这就是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政策的具体内容。
唐初的强盛，也恰恰是奠立在这样的政策之上。
关于唐初的具体政策以及唐太宗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容俟后论。
从前引唐太宗君臣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所论的是“君道”，是统治的方法，是关于如何巩固统治权的问题，是关于如何缓和农民的反抗斗争的问题，因而，这些言论本身也就驳倒了他们在另一些言论中自称为“爱民如子”、“为天下苍生”一类的话；因而，唐初的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政策也无非是用以达到巩固统治权这一目的的政策，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如果因此就否定这种政策的积极意义，那也不能是正确的。因为，这样来看，就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其实，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政策也就意味着生产关系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束缚缓和下来，而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活动的余地。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是比较有利于农民，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其实，唐初，作为一个新政权的统治，乃是隋末农民战争的产物；而唐初所施行的对农民相对让步的政策，也正是和隋末农民战争关联着的。既然这种政策的施行，乃是隋末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统治，削弱了地主阶级的力量，迫使封建统治者作相对让步的结果。那么，肯定这种政策的积极意义，也就是肯定农民战争的积极作用。
但在另一方面，也决不能过分夸大这种政策的积极意义，不能把唐太宗时期的农民生活理想化，不能片面地全部信任某些显系夸大了的歌功颂德的记载。因为，走向另一个片面，也同样是离开当时历史条件来看问题的。其实，唐初的政权依然是地主阶级的政权，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依然继续下来，这种政策的进步作用也就不能没有极大的限制性。其实，封建统治者是不可能去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封建统治者施行这种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政策也不能延续得很长久。当然，要了解具体情形，就必须具体分析这种政策，就必须具体考查唐代统治者逐渐抛弃这种政策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两点来看。
第一、就在唐太宗统治期间，也存在有农民困苦的现象，更无论以后的年代。例如：
“（贞观十六年），敕天下括浮游无籍者，限来年末附毕。”（引自《通鉴》一九六。意谓下令各州县搜查逃亡隐瞒，没有编入户籍的户口，限明年底完成无籍户口的附籍。附籍即编入户籍。此类“浮游无籍者”，大抵为失去土地或逃避徭役、兵役的农民，或浮浪无依，或为地主耕种土地。）
“〔同年〕，制：‘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支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同上）
如果在当时，农民真正都获得充分土地，能保持其土地，并且也没有繁重的兵役、徭役负担，何来有如许浮游无籍之人，致劳下诏检括？更何能有自折手足之事，致烦下诏禁止？
第二、就在唐太宗统治期间，这种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政策即已开始逐渐被破坏，更无论以后的年代。大致贞观初年，让步较大，及至中期，则徭役、兵役渐趋繁重。唐太宗甚至作出“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见《贞观政要》十《论慎终》魏征疏）一类的暴虐言论。于是一时所谓“直谏”之臣，纷纷提出“居安思危”、“慎终如始”的问题，都说：“愿陛下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即如前引魏征贞观十一年两疏，亦即针对当时太宗渐好奢纵，徭役渐重而发。其他如魏征贞观十三年之疏（同上注），马周十一年之疏（见《贞观政要》六《论奢纵》），亦多可贵的史料。到了末年，情形更差。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死前一年）之修建玉华宫，所费以巨亿计。而同年以在四川发民造船、备进攻高丽之故，不独造成“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的严重现象，而且“役及山僚”，直接激起雅、邛、眉三州僚人的起义（僚是当时散居四川及岭南等地少数民族，在贞观时曾以官吏侵渔，举行多次起义。以上俱见《通鉴》）。
以上这些，并不能说明所谓“贞观之治”的局面不及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其他所谓盛世，如所谓“西汉文、景之治”，“明初洪武之治”，“清初康熙之治”等，而是说明封建统治者所施行的对农民的相对让步政策原来就有其极大的局限性。（在封建制度下，它不可能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它也不会延续得很长久。）
由此可以看出，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二节《古代的封建社会》中所说如下的一段话：
“只是由干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又有如何重大的指导意义。
唐太宗只是施行了局限性极大的对农民相对让步的政策，使农民的力量得到极有限度的发挥，就能依据这种力量来创建一个古代世界史上少见的光辉、文明的国家，那么，不难看出，中国劳动人民所蕴藏着的力量该有如何强大！不难看出，今天，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的正确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而解放了自己的中国人民，在保卫和建设祖国的神圣事业中，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事业中，其力量该是如何巨大！祖国的前途，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建设而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将是何等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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