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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却以为，《水浒传》是一部“腐败全书”。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4年01期，作者：安立志，原题：《水浒传》是一部“腐败全书”

《水浒传》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水浒传》是一部农民起义的教科书，也有人说，《水浒传》是一部投降主义的宣言书，“《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笔者却以为，《水浒传》是一部“腐败全书”。

《水浒传》以北宋末年为背景，但小说并非史书，当然不好说北宋是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因此，本文只以小说为蓝本，而不管作者所指到底是“汉朝君”还是“晋朝臣”。

《水浒传》问世以来，批评者不乏其人。明代批评家余象斗在评林本《题水浒传叙》中，对小说的时代背景作过如下描述：“宋德衰微，乾纲不揽，官箴失措，下民咨咨，山谷嗷嗷……”同代另一位批评家李卓吾则指出：“宋室不兢，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在他们看来，北宋末期虽然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但执政集团绝不是一个清廉政府。小说中的徽宗政权集中了政治腐败、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狱政腐败、社会腐败于一体，外表光鲜的宋朝花花世界，已呈现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特征。

一曰政治腐败，浮夸伪饰。《水浒传》并非北宋末年的全景图，由于梁山人物的活动背景置于宣和年间，势必涉及当时的皇朝政治。杨志去东京跑官，路经梁山，与林冲有过一番拼杀，他在叙述自身经历时说，他曾任东京殿司府制使，“道君（宋徽宗）因盖万岁山，差一般十个制使去太湖边搬运花石纲，赴京交纳”。杨志的一段话竟然提到徽宗皇帝的两大“政绩”，一是“万岁山”，一是“花石纲”。“万岁山”是一实体工程，“花石纲”是一物流系统，后者主要保证前者的原材料。

如同所有的专制政权一样，刚吃了几天饱饭，获得几天喘息，统治者马上就以为进入了太平盛世，下意识地产生了英明领导、事业辉煌的虚幻与浮夸。“万岁山”就是宋徽宗倾举国之力打造的一个巨大“盆景”。此山坐落在开封之艮位（东北方），为了保障这项重点工程，朝廷在苏州专门设置应奉局，专事搜罗奇花异木，嶙峋美石，经由水路运往京城。这些船队，十船一组，称作一“纲”，此即“花石纲”之由来。一位生于两宋之交的文人张?写道：“灵璧太湖诸石，二浙奇竹异花，登莱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异木之属”（《艮岳记》），都成为搜求强夺之目标。侵扰范围之广，远不止于东南江浙一带。为保障花石纲的运输，事关国家民生的漕运被排挤，漕船和商船被强行征用。建成后的万岁山果然不凡，身为才子的宋徽宗如此盛赞万岁山美景：“天台、雁荡、凤凰、庐阜之奇伟，二川、三峡、云梦之旷荡，四方之远且异，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并包罗列，又兼胜绝。”可惜好景不长，这项历时六载，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竣工不久，即遇金兵进犯。刚刚继位的钦宗皇帝，在金兵围城的危机关头，命取苑中山禽水鸟十余万尽投之汴河，并拆屋为薪，凿石为炮，伐竹为笼篱，又取大鹿数百千头杀之以饷卫士。至都城被攻陷，居民皆避难于寿山、万岁山之间。

二曰吏治腐败，任人唯亲。按说，对于皇权专制政体，任人唯亲原本算不了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个国家都是赵家的私产，即使是朝廷命官，也不过是赵宋朝廷的管家或私役。其实，即便朝廷为一姓之“家天下”，也不希望江山社稷在本届政府手中关门歇业，不仅有着“二世三世、万世延续”的远大理想，既得利益集团也怕失去养尊处优的种种优惠与途径。然而，从古至今的道理，开国君主，励精图治，比较自律；后世子孙，坐吃山空，不懂珍惜。在这个阶段，皇上用人不再是为了国祚永续，皇权永固，往往安排一些驯服听话、奉迎媚上的“圈子”或“裙带”。

北宋时期的府州，大抵相当于今天的地、市。在小说中，许多地市一级的干部，大都是中央领导的亲眷或家族。青州知府慕容彦达是徽宗皇帝慕容爱妃之兄，江州知府蔡得章是当朝太师蔡京之子，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则是蔡京的乘龙快婿。那位只知姓贺不知其名的蔡京门人，也被委任为华州太守。高廉因系高俅的叔伯兄弟而做了高唐州知府，程万里因曾在童贯府中当门馆先生而成为东平府太守。北宋末年，欲在官场谋个一官半职，有亲友者投亲友，有裙带者攀裙带，无亲可投，无裙可攀者，就只有“买官”了。

杨志只因时运不济，黄河翻船，失陷花石，而畏罪潜逃。朝廷赦免后，他不顾山遥水远赶到东京，把辛苦积攒的金银财物，买上告下，试图官复原职。钱花光了，官没谋成，反而被高太尉臭骂一顿赶出殿帅府，落了个人财两空——下梁不正往往由上梁导致。高俅这样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只因走了“小苏学士”、“小王都太尉”（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小舅端王”（即后来的宋徽宗）的门径，于是飞黄腾达，一步登天，竟然成了北宋朝廷的最高军事长官。高俅之所以成了气候，与当时的制度密不可分。正如金圣叹所批：“小苏学士，小王太尉，小舅端王。嗟乎！既已群小相聚矣，高俅即欲不得志，亦岂可得哉！”皇权专制本身就是家族政治，正是这种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使得北宋官场腐败丛生、污浊不堪。

三曰司法腐败，徇私枉法。在古代中国的皇权社会中，各级政府既是行政机关，也是司法机关。封建专制政体的特征之一就是行政、司法合一。先不说皇权法律的“私”法性质，地方官员也基本上将法律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阳谷知县因收了西门庆的银子，尽管武大郎被害证据确凿，却不肯立案，终于迫使武松走上了杀人维权的“非正当途径”。负责审理此案的东平府尹陈文昭，只因对武松有些许好感，遂勾结省院刑部，上下其手，在司法文书上做手脚，武松的死罪变成了活罪，只判了刺配孟州牢城。那位“为官清正，做事廉明”的郓城知县，在宋江杀害阎婆惜命案中，官官相护，故意纵放，真正的杀人凶犯宋江逃之夭夭，却让旁观者唐牛儿做了替死鬼。

县级官员如此，府州官员也好不到哪里去。作为孟州驻军军官的张都监、张团练，勾结黑恶势力，为争夺快活林，当了蒋门神的保护伞。在北宋司法腐败的链条上，小说中有两类人体现得更为直接与明显。一类是当案孔目。孟州的叶孔目之于武松案，登州的王孔目之于解珍解宝案，大名府的张孔目之于卢俊义案，都是吃了原告吃被告，以游戏法律程序，玩弄法规律条为能事。只有开封府的孙孔目在林冲一案上，其表现尚可圈点，他不仅一语道破了北宋司法的实质，而且予林冲本人以实际帮助。再一类是押解公差。如果说押解武松的公人是出于敬佩武松的为人而不曾为难于他，押送宋江的张千、李万则因收受了宋江的银子而擅自为其开启枷锁。江州知府查问时，两位公人还曲为遮掩，“于路上春雨淋漓，却被水湿坏了”。

通览全书，最大的司法不公体现在林冲冤案中。高俅作为北宋最高军事长官，只为满足养子霸占林冲之妻的目的，竟然对林冲栽赃陷害，并对具有管辖权的开封府颐指气使，直接干预案件的定性与程序，不仅酿成了《水浒传》的最大冤案，而且在林冲刺配沧州之后，又几次三番派人谋害。正是由于高俅的徇私枉法，才制造了一起名副其实的“逼上梁山”。有执法权的如此，无执法权的也是如此。武松孟州入监，施恩为之上下打点；宋江郓城杀人，朱仝为之上下打点；宋江充军江州，吴用为之上下打点；卢俊义北京蒙难，柴进、李固都要打点，不过，一个是要他活，一个是要他死。只要有案子，就会有打点；只要有打点，就会有冤案。每起案件，都会有涉事官员盆满钵满，都会有无辜百姓啼饥号寒。

四曰狱政腐败，黑狱邪恶。狱政腐败是司法腐败的组成部分。由于在小说中狱政腐败特别突出，有必要对此单独提起。狱政是司法体制的基层单位，大体限于牢城营内。书中有一段专门描写了监狱的恐怖：“推临狱内，拥入牢门。抬头参青面使者，转面见赤发鬼王。黄须节级，麻绳准备吊绷揪。黑面押牢，木匣安排牢锁?。杀威棒，狱卒断时腰痛；撒子角，囚人见了心惊。休言死去见阎王，只此便为真地狱。”狱政腐败的人格化是管营、节级与差拨，他们是北宋司法体制的“末梢神经”。不过，这些人决不可小觑，所谓“县官不如现管”，任你是高官富商，任你是英雄豪杰，一旦落到他们手中，不死也会脱层皮。宋太祖武德皇帝当初立下一条规矩，凡是新发配到牢城营的囚犯，都必须打一百杀威棒。这个规定不仅赋予了管营、差拨合法的加害权，也为其榨取钱财留下了自由裁量空间。打与不打，打轻打重，端看孝敬的银子是否到位，以致这种银子成了“常例钱”。林冲刚被押入沧州牢城，同监犯人就告诉他：“若得了人情，入门便不打你一百杀威棒，只说有病，把来寄下；若不得人情时，这一百棒打得个七死八活。”果不其然，林冲只因掏银子的动作慢了半拍，就被差拨骂了个狗血喷头。

武松被押到孟州牢城，从囚徒那里得知一个杀威棒之外的黑刑：“他到晚把两碗干黄仓米饭来与你吃了，趁饱带你去土牢里，把索子捆翻，着藁荐卷了你，塞了你七窍，颠倒竖在壁边，不消半个更次便结果了你性命；这个唤做‘盆吊’。”“再有一样，也是把你来捆了，却把一个布袋，盛一袋黄沙，将来压在你身上，也不消一个更次便是死的：这个唤‘土布袋’。”那施管营不仅在开发黑狱方面不乏创新思维，而且纵容其子非法经营。只因碰到一个拳头、后台更硬的蒋门神，武松这个囚犯才被当作打手来利用。北宋监狱管理人员的权力有多大，在江州牢城节级戴宗身上得到了验证。戴宗尚未认出宋江之前，只因宋江没有及时送上“常例钱”，于是有了如下对话——宋江说道：“节级你要打我，我得何罪？”戴宗喝道：“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宋江道：“你便寻我过失，也不到得该死。”戴宗怒道：“你说不该死！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

五曰社会腐败，官匪同流。所谓“社会腐败”，其实不确，本意是指腐败已经超出了官场的范畴，这里只得姑妄言之。三阮上山之前，属于典型的草根阶层，受尽官匪双重盘剥。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梁山草寇占山为王，对三阮的生活影响很大，阮小二却说：“我虽然不打得大鱼，也省了若干科差。”可见，“苛政猛于虎”并非妄言。何涛带人缉捕劫持生辰纲的要犯，晁盖等人藏身石碣村的芦苇丛中。官兵一到，首先抢劫民船。金圣叹就此批道：“殊不知百姓之遇捉船，乃更惨于遇贼，则是捉船以捉贼者之即贼，百姓之胸中久已疑之也。”也就是说，在百姓的生活体验中，官匪原本就是一家，官府对百姓的祸害，一点不亚于盗匪。偏偏在《水浒传》中，官匪勾结、警匪勾结司空见惯。小旋风柴进身份特殊，他本是大周皇帝柴世宗的子孙，赵匡胤陈桥兵变夺了皇位，便给柴家敕赐丹书铁券，罪不加身。柴进利用这一特殊身份，专一结交犯罪分子，且与水泊梁山来往密切，宋江、武松犯罪后都曾受其庇护，他甚至为林冲开具了上山为寇的介绍信。梁山泊后来成为朝廷心腹大患，柴进罪莫大焉。

我们说朝廷官员腐败，其实梁山中人也绝对不乏腐败分子。宋江、朱仝、雷横、戴宗、李逵、蔡福、蔡庆等人，哪个不是以权谋私，收受贿赂？宋江本是郓城县押司，大小也是个公务员，却专一结交盗匪山贼。晁盖等人劫持生辰纲事发，济州府派人督办缉拿，宋江不是恪尽职守，协助破案，而是快马加鞭通风报信。晁盖一伙落草为寇，宋江仍然与之联系密切。朱仝、雷横曾是郓城县都头，大约相当于公安局长或刑警队长。警匪勾结，吃拿卡要，早已司空见惯。晁盖等人劫持生辰纲，犯下弥天大罪，朱仝、雷横在实施抓捕时，却争先纵放朝廷要犯。戴宗原是江州两院节级（相当于监狱长），宋江被刺配江州，戴宗见有老友吴用的关照书信，不仅不把宋江当作囚犯，还整天与之称兄道弟，觥筹交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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