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1日,段瑞秋的手机响了。一个韩国友人告诉她:“我在中国广西荔浦见过一个奶奶,还要去见另一个奶奶。可是,另一个奶奶去世了,今天中午。”这几句中文虽然磕绊,但《女殇》作者段瑞秋听得很明白?何玉珍去世了,她是今年离世的第三位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这样的电话,随时都可能响起。
40万,这是目前根据文献和调查统计出来的亚洲慰安妇数量,其中中国占20万,实际数字可能还在此之上。当南京大屠杀的“30万”数字已经刻骨铭心,这个“40万”却并不为太多人所知。在《女殇》中,段瑞秋为最后27位活着的中国慰安妇记录了证言;但到书出版时,她们只剩下24位。
12月13日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军史作家余戈说:“70多年前,有一群中国妇女,因为国家贫弱,因为中国的男人没有办法保护她们,而陷入了地狱。今天,她们正在一个个离去,我们却仍然不太了解这段历史。我希望拿到这本书的人,都能好好地读一遍,权当是为她们、为那段历史的送行。”
被日军强征的中国慰安妇
崔永元在《女殇》的推荐语中写道:“战争中犯下的反人类罪,通常不会因为施虐者的忏悔而让痛楚烟消云散,何况还有至死不悔的。和平年代,为什么要在歌舞升平中加入这些嘶哑的呐喊,就是要让年轻人知道历史、承担责任,国家强大的标志就是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每一个子民。”
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统计,在日本14年的侵华战争期间,大约有75%的亚洲慰安妇死于日军蹂躏,人数约30万,相当于一次南京大屠杀。
1939年2月,日军占领海南岛。资料记载,占领海南岛的6年间,日军设立慰安所70多个,有慰安妇数千人,她们大多病死、自尽、被杀,战争结束时,仅剩不到100人。王志凤就是幸存者。
这样的慰安所在中国应该还有很多,也应该已经消失了很多。1983年,一个名叫长健一的侵华老兵在回忆录中写道:“昭和十三年(1938年?记者注),在参观南京时,很多人第一次听说‘慰安所’。他们了解到南京有两家,便去了其中一家……他们缴费,但不能挑选女人,就像上公共厕所一样。”
1941年,17岁的王志凤是在回家路上被两个日本兵抓走的,从此陷入地狱。受尽折磨后,还被拉去帮日军挖战壕。一天天热,口渴的王志凤向日本兵讨水喝。没想到这个士兵冲过来把她推到,疯狂地踢她右小腿的胫骨,那是一块仅有皮肤包裹的骨头!由于得不到任何医治,伤口很快感染、化脓、溃烂,至今仍留有疤痕。
当年被折磨的老人仍难以忘记那痛苦的回忆
今年89岁的王志凤流着泪对段瑞秋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打我?!”也许侵华老兵太田毅的回忆录能回答这个问题:“想起做过的这些事,感到自己不是人类,而是魔鬼!”
其他战争受害者可以义正辞严,而性暴力受害者甚至得不到同胞的正视段瑞秋在书中写道:“其他类型的战争受害者,比如亲人死亡、自我伤残、丧失财产,都可以昂首挺胸、义正辞严地控诉战争的罪恶,唯有性暴力受害者忍气吞声、沉默寡言,得不到应有的同情和正视。”仅就《女殇》中采访到的27位受害者,她们不得不生活在偏僻闭塞的乡村和城镇僻静的角落,生活困顿,永远蒙受难以摆脱的羞耻,甚至是同胞和亲人的鄙夷。《女殇》几乎是关于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纪实作品的终结之作。书中的27位女性,年纪最大的符桂英95岁,最小的刘凤孩也已85岁。她们都老了,这些记忆终将随着她们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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