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条格　　元代始终没有颁布完备的法典。至元八年（1271年）以前，中原汉地断理狱讼，基本上参用金泰和律定罪，再按一定的折代关系量刑。至元八年十一月，在建“大元”国号同时，下令禁用泰和律。以后曾数次修律，都没有完成。判狱量刑，主要根据已断案例，类推解释，比附定刑，与其他封建王朝相比，司法的随意性较显著。其他方面的立法行政，也都以诏制、条格（经皇帝亲自裁定或直接由中书省等中央机关颁发给下属部门的各式政令）为依据。因此，元朝的法制体系，主要是由因时立制、临事制宜而陆续颁发的各种单行法构成的。政府下令，凡在朝及地方各衙门均应分别类编先后颁发的各种格例，使官吏有所持循。　　当时“内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写条格，至数十册。遇事有难决，则检寻旧例，或中所无载，则施行比拟”。条格和断例岁增月积，繁杂重出，互相抵牾。元政府有时将历年所颁降的某一方面的条例重加“分拣”、“斟酌”，厘定“等第”，形成新的法律文字，作为“通例”公布。同时，对国家的政制法程，也几次召集老臣，从以往颁发的政府文书中选出“可著为令者，类集折衷，以示所司”，所成《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等格律类聚都是具有法典性质的政书（见《通制条格》）。　　元朝法律大体上遵循前代“同类自相犯者，各从本俗法”的原则。“五刑”的刑罚体系与前代相比发生了某些变化。同时，由杀人者向被害者家属偿付烧埋银，以及将刺字断放的前科罪人发付原籍，由官司籍记充“警迹人”，交由村坊邻右监督等规定，从元代开始制度化。对伤害罪，规定由加害者交付给受害者一定数量的“赡养之资”、“医药之资”，对加害者所处的实刑则比前代相应减轻。元代法律从维护蒙古贵族和地主阶级利益出发，制定了种种不平等规定，有些蒙古法，如对偷盗牲畜处以赔九之罚、倍赃制，屠宰牲口时禁抹喉放血等，对施临于汉族居民的刑罚体系也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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