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文库在日本学术界被称之为亚洲文献的宝库，实际上是一个把中国与中国文化作为主要对象的专门性的图书馆兼研究所，创建于1924年。

东洋文库的原有者是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的英国顾问莫里逊（GeogeErnestMorrison），此人于1897年以伦敦《泰晤士报》通讯员身份来华，到1917年的二十年间，在中国收集图书文献二万四千余册，地图画卷一千余份。这些文献主要是以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日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瑞典文、波兰文、匈牙利文、希腊文和芬兰文等十几种语撰写的有关部门中国、西伯利亚及南洋各国的论著。这些论著涉及政治、外交、法制、经济、军事、历史、考古、艺术、地理、地质、动物等许多的领域，有许多的珍版善本，如马可·波罗的《东方闻见录》，东洋文库保存有十五世纪的十四种刊本。

这些文献中有大量的极为重要的中国近代史资料，如中国海关自建立以来的“季报”、“年报”、“十年报”，美国政府的“远东外事汇报”，英国政府关于中国问题的“蓝皮书”，欧洲各国政府驻华大馆的“报告”等等。另外有五百余册中国语辞书，大都是在华的传教士们在十七—十九世纪时代编纂的中国地方方言与欧洲语言对译的各种“手册”。此外还有百十种五千余册定期刊物，这些刊物是关于中国及东亚的专门性杂志，以及欧洲各国的亚细亚协会、东洋学会的会报、论丛之类。

上述资料最早藏于中国北京东交民巷。1900年义和团起事时莫里逊把它们转移至肃亲王府，以后，莫里逊本人在现在的王府井大街租赁新居，这批资料又迁至该处。大约在1916年前后，莫里逊私下进行出卖这批文献的交易，曾与美国的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荷兰公使馆等洽商。当时，中国学术界曾竭力主张将这批文献留存在国内，却又无能为力。这一消息为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总裁井上准之助（此人后来为山本权兵卫内阁的大藏大臣）所知，他与当时日本三菱财阀的巨头岩崎久弥相协商。1917年夏天，他们委派正金银行的董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为代表，携带东洋史学的名家石田干之助等来华，与莫里逊反复磋商，同年8月29日终于以35，000英镑成交，北洋政府竟然同意这些极为珍贵的文献于当年秋天从我国天津塘沽出港。以后，这批典籍遂被藏于日本深川岩崎久弥的别墅中。

岩崎久弥以这批从中国来的文献为基础，拨款三百五十五万日元作为基金，于1924年11月正式建立“东洋文库”。东洋文库创建之初，除图书部外，还建立了研究部系统，这是它与日本其它文库最大的不同之点，也是以后东洋文库在日本学术界享有盛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东洋文库的藏书，从语文种类上说主要分为八类：一，汉文文献，其中收藏的史类书，尤其是地方志、族谱，在国外图书馆中是仅见的。

二，藏文文献；三，蒙文文献；四，满文文献；五，欧美语文文献；六，朝鲜文文献；七，越南文文献；八，日文文献。从创建到现在，文献资料的收藏已经扩张了二十余倍，现有藏书六十余万册。这些书的来源，在战前主要是依靠以日本对中国和东亚、南亚的武装侵略为后盾，在中国、朝鲜、印度支那等地进行的掠夺。例如，从1931年到1936年他们雇用窃手在西藏、蒙古等地窃走西藏藏经丹珠尔一部凡103帙、蒙古藏经甘珠尔一部凡102帙、蒙文佛经225种、母珠尔一部225帙；又如1936年4月，从上海盗走满族镶红旗文书（从雍正到清末的资料）共2，402函（册数不详）等。这些文献奠定了东洋文库研究我国东北与西藏的基础（即所谓的“满洲学”和“西藏学”）。当时，也有一些赠送的书籍，但这些被赠送的资料却是赠送者本人以非常的手段所获得的。如当时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部长藤田丰八，曾向东洋文库赠送日汉文献1，765种计21，669册，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便是从台湾取走的我国台湾地区的有关高山族、红头屿等的资料；岩崎久弥本人也于1932年把家藏的汉籍5，291部凡23，777册送交文库；1936年小田切万寿之助去世后，他的私人藏书19，481册也归入东洋文库，除了一部分为赠送者购买的之外，皆属这类性质。战后的情况有了变化，东洋文库主要是通过购买，并派遣专家前往有关部门国家，鉴定“东洋学”有关部门文献，制成副本收藏，例如，在六十年代已经将法国国民图书馆伯希和所藏的敦煌文献的未公开部分拍得照片，东京大学教授、已故的木夏一雄先生曾受东洋文库的数度派遣，对西班牙、葡萄牙等所藏十九世纪之前的有关部门中国的没有发表的古文书进行调查，并已经取得相当多的副本。


在东洋文库的特藏中，有五种汉籍被列为“日本国宝”。其中三种，即《春秋经传集解》、《史记》（夏本纪、秦本纪）和《文选集注》，皆为平安时代（794—1185年）人仿唐写本的手抄本，相当于晚唐和五代时期，至为可贵。在日本汉籍史上，它们属于“准汉籍”。

另外两种，即《毛诗》残卷与《古文尚书》残卷，皆为传入日本的中国唐人写本。

日本现今保存的《毛诗》唐人写本有三种，皆为残卷。一种是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本，此卷系《毛诗正义》单疏本之残卷，今存卷第十八大雅“荡之什诂训传第二十五”中“韩奕”末尾二句及“江汉”一首。卷子纵29。4cm，全卷长240。5cm。卷中避唐太宗名讳，文中改“民”为“人”，书法起笔收笔皆为正楷，接近唐代中期风格。已经被确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另一种是京都市藏本，此卷系《毛诗正义》单疏本之残卷，今存卷第六，凡四残叶。内容乃秦风“秦车邻诂训传第十一”之中，从“小戎”末尾的“言念君子，载寝载兴，厌厌良人，秩秩德音”之疏至“蒹葭”首部之疏，并“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疏的一部分及其后片断的疏文。四纸内容并不完全连续，然接近《毛诗正义》原本的面貌。也已经被确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

第三种即今东洋文库的藏本。

东洋文库所藏的《毛诗》唐人写本，为日本现今保存的《毛诗》唐写本中惟一的郑玄笺本。《汉书·艺文志》有“《毛诗》二十九卷”，并有“《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今东洋文库存本即系《故训传》残卷。国内现今已无《毛诗》的唐人写本传世了，仅有宋刊本两种，保存于国家图书馆中。东洋文库藏《毛诗诂训传》今存卷第六（唐风）“唐蟋蟀诂训传第十”卷子全长286．0cm，由麻纸六页联缀，纵27．2cm，每行墨书无界十三字至十五字不等，笺注双行，行十九字至二十一字不等。残卷卷首第一行题“诂训传第十”，下隔二字题“毛诗国风”，下隔一字题“郑氏笺”。此卷存“唐风”八篇：即《蟋蟀》三章，章八句；《山有枢》三章，章八句；《扬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章四句）；《椒聊》二章，章六句；《绸缪》三章，章六句；《木大杜》二章，章九句；《羔裘》二章，章四句；《鸨羽》三章，章七句。卷中有朱笔“乎古止点”及反切，偶有假名批点，此系日本平安时代（794—1185年）博士家所为。纸背为《两部仪轨》手钞断简，其终末有手识文曰：“治安元年十二月五日命午正时无□独奉续《两部仪轨》”云云。此“治安”系后一条天皇年号，其“元年”即1021年。则此本传入日本，不能晚于此时。从书法看，其笔力强健，笔锋透出锐气，与唐初古写经类同，约为七世纪前半时代作品。文中有日本读者读此书时施加的训点，可以看出平安时代日人阅读和研究《毛诗》的心态。卷中有“洛西鸣泷常乐院”朱印。此处的“洛西”

（洛阳西）是当时人对京都的美称。此卷于1952年3月被确定为“日本国宝”。

《诗经》传入日本，甚为古远。公元604年，日本推古朝圣德太子制定《十七条宪法》，作为当时朝庭官吏行为准则的标准，其中引用《诗经》文多处。元正天皇养老二年（718年）制定《养老令》，仿中国唐代国子监、太学和四门学把儒家经典分为“正经”与“旁经”的规制，定大学课程为“大经”、“中经”和“小经”。其中，《毛诗》定为“中经”。到九世纪末，大学头（国立大学校长）藤原佐世奉命清理中央各机关所藏的汉籍文献，编撰成《本朝见在书目录》，其“诗”类中著录有关《毛诗》典籍十一种，其中有“《毛诗》二十卷，汉河间毛苌传、郑氏笺”。日本现今保存于世的《毛诗》的古写本尚有若干，其中可以与东洋文库本相匹配的《毛诗郑笺》存本，还有平安时代（794—1185年）《毛诗郑笺》残卷一卷。此卷今存“周南关雎故（诂）训传第一”的全十一篇及“召南鹊巢诂训传第二”的前九篇。



卷子本，纵26．5cm，全卷长754．5cm。此本也已经被确定为“日本国宝”，今藏于大阪的大念佛寺。



东洋文库另藏有唐人写本《古文尚书》一种，也被确定为“日本国宝”。

《古文尚书》在中国经学史上被称做为“伪书”。但这只是与当时通行的《今文尚书》相对而言的。《古文尚书》的文字流传至今日，在中国与世界文化史上也是极为宝贵的存在。国内关于《古文尚书》的本文，只有国家图书馆和哈尔滨市图书馆各有一部宋刊本的残本，上海图书馆藏有近人杨氏苏邻园抄本一种。而日本关于这一文本的收藏本，尚有唐人写本三种，一为宫内厅“御物”，系《古文尚书》卷三、卷四、卷八、卷十和卷十三的残本；一为东京博物馆的所藏的“日本国宝”，系卷六的残本；第三种即为东洋文库的藏本。

日本对《古文尚书》的吸纳，最早也是见于推古朝圣德太子所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在元正天皇时代制定《养老令》中，把《古文尚书》定为大学的“小经”（大小经是依文字多少而决定的）。在九世纪末藤原佐世编撰的《本朝见在书目录》的“书”类中著录有“《古文尚书》十三卷，汉临淮太守孔安国注”，又著录“《古文尚书》十卷，陆善经注”。陆注本在世上大约已经失传，而孔氏注本则依据唐写本而得以存世。

东洋文库所藏之本即系孔氏《隶古定本尚书》之残卷。是书全本凡十三卷，今存卷第三、卷第五、卷第十二，共三卷凡十四篇。卷中每篇首行题“尚书（篇名）第几”下空四、五字题“夏书”（或“商书”、“周书”），下空三、四字题“孔氏传”。今卷第三存“禹贡第一”（首尾缺），卷第五存“盘庚上第九”（首缺）、“盘庚中第十”、“盘庚下第十一”、“说命上第十二”、“说命中第十三”、“说命下第十四”、“高宗肜日第十五”、“西伯勘黎第十六”、“微子第十七”（末数行缺），卷第十二存“毕命第二十六”（首缺）、“君牙第二十七”、“命第二十八”、“吕刑第二十九”。各卷文字用古体隶书写就，纸质系薄麻纸，本文每行约十八字或十九字，注文双行，施淡墨界。纸纵26．7cm，长1，138cm。此卷为现今国内外所存《隶古定本尚书》中最古老的写本之一种。卷中不讳唐太宗之“民”

字，当为初唐写得。此与后世刊本相比校，则可是正之处甚多。卷中有朱笔“乎古止点”，系日本古代博士家读时所施。此卷于1951年6月被确定为“日本国宝”。

从书迹、墨色与纸质等考察，此三卷残本实系两种写本组成，卷第三为一种，卷第五、卷第十二为一种。后一种笔迹与今东京博物馆所藏之残本卷第六与宫内厅书陵部所藏本中的卷第四、卷第十三相一致，卷纸背面为十三世纪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0年）高长成所撰《元秘抄》的文字。它们大约原先本为一本，后被分裂数次，而今东洋文库藏本，又由两种写本联缀而成，然皆系唐玄宗之前的写本。

1951年6月此本被确认为“日本国宝”。

东洋文库还藏有《礼记正义》唐人写本（残卷）一卷。《正义》全本凡七十卷，此本今存卷五“曲礼”上下，惜首尾皆缺佚。卷子本，纵28．1cm，全卷长873．0cm。每行二十五字至三十四、五字不等。

“注”、“正义”与本经之间空一字。全部单行书写。此卷首尾皆缺。

起自“曲礼上第一逮事父母讳王父母‘言在者案论语云’”迄于“山礼下第二去国三世‘正义曰……今得任新国者’”。全卷十七叶纸，先后相继。牙轴，无点。此本是以“正义”为主的单疏本，国内所藏最古的本子是南宋绍熙年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印的《礼记正义》，国内分藏于国图、上图和北大图书馆，后两本为残本。若两相校勘，则字句多异，东洋文库所藏唐人写本大约更接近于“正义”原本的面貌。

此卷字体较古，书法亦属初唐风格。卷本用黄褐色麻纸，与现存敦煌佛经卷相似，有淡墨行界。卷背抄录《贤圣略问答》卷一，其末尾书“宽弘五年四月二日于龙川南院书写毕沙门如庆本”。则知缮写于公元1008年。《贤圣略问答》注释兴福寺仲算《大乘法苑义林章》二十七“宝圣章”，亦为稀觏之本。由此推断，此卷在十世纪已传入日本。

此写本在江户时代为著名学者狩谷掖斋所藏，后归三菱财阀岩崎男爵所有。此本已被确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富”。

《中华读书报》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359242.html

相关阅读：罗成在历史上的原型是谁？ 罗成是怎么死的？
唐太宗怎么让秦琼和尉迟恭当门神？门神的来历
隋唐政治制度的起源：多出自西魏和其后的北周
隋末梁王萧铣简介：梁皇室后裔兵败降唐后被诛杀
增勤法师：长安佛教历史进程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