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也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目标。1951年在中共的发动下，一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以对电影《武训传》的争论为借口，一个学术争论很快就变成一场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意识形态讨伐。之后又发起了思想改造运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作为这种运动的第一个，展现了中国意识形态的恐怖模式，而这种模式又将在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中扮演不样的角色。根据一些估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中，有超过400万“反革命分子”被处死。

　　但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并不是所有中国领导人都接受毛制定的政治路线。一些中共高层对新民主主义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最著名的是刘少奇。根据苏共驻中共中央代表伊万?科瓦廖夫的回忆，我们知道早在l洲9年，斯大林就从中共政治局委员、东北区主席高岗那里得到了关于刘少奇的机密信息。高岗指责刘少奇是“右倾主义叛徒”，“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评价过高”。但是斯大林却拒绝了高岗的揭发，并在1949年12月底与毛泽东的会谈中将高岗的汇报交给了毛。科瓦廖夫是从参加了这次会谈的毛的私人翻译师哲那里知道这些的。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这一举动是斯大林对中共中央“不信任和怀疑”的表现。但是斯大林这样做或许是有其他原因。首先，他也许真的不相信这些指责的真实性。高岗过去曾向斯大林提供过太多这类对中共领导人指责的信息，以至于高岗这些信息的准确性非常值得怀疑。曾被高岗揭发过的中共领导人除了刘少奇之外，还有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例如，1949年7月底，高岗通过科瓦廖夫告诉了斯大林，毛泽东及其在中共的盟友有反苏联和“右倾?托洛茨基主义”倾向。斯大林似乎将高岗的所有揭发都看成是中共党内斗争的表现，因此并不重视。

　　第二，从1949年夏开始，斯大林开始对高岗非常不满意。这是因为在一次斯大林与由刘少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举行的会谈中，高岗的一些行动被斯大林认为是非常愚蠢的。很明显地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极度忠诚，高岗在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面前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建议，要求将中国东北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共和国。斯大林非常恼怒地打断了高岗，并称他为“张作霖同志”。

　　第三，如果斯大林相信高岗的揭发，那么刘少奇是“叛徒”这一点对斯大林“遏制”毛泽东激进主义的政策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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