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七年初，莽依图、傅弘烈等进抵平乐，将城围困起来。吴世琮率吴军五千，分水陆来援平乐，与清军夹江立营寨，迅即渡桂江，先攻绿营兵。傅弘烈与都统王国栋率军接战，寡不敌众，被吴军击败。适值江水泛涨，莽依图所部满洲八旗兵不能渡江，眼看绿旗兵溃败。吴军又占据河道，清军粮饷不济，他自感孤军不能久留，撤至中山镇，再退至贺县、梧州，就饷于德庆。圣祖接到报告，再次下令尚之信发精锐万人，多备火药，火炮，速往广西应援；令赖塔会同耿精忠选藩下兵千人与刘进忠部五千人，交与都统马九玉疾驰广西，由莽依图、傅弘烈指挥，“并力破贼”以上见《清圣祖实录》，卷71，26~27页。参见《庭闻录》，卷5，12~13页。。之信提出，他如去广西，恐叛军再犯浔、梧两城，而且高(州)、雷(州)、廉(州)三郡初定，人心不稳，不得不驻广州，以应意外之变。圣祖允准，不必亲往广西，可速发万人精锐增援，《清圣祖实录》，卷2，7页。同时再调将军舒恕自江西赣州、额楚自肇庆兼程向广西进兵。 正当圣祖调兵增援广西时，吴军及广西叛军趁平乐战胜，大举反攻，把清军已收复的浔州等郡邑陆续夺回，至三月，仅存梧州一府了。二十二日，已投诚的高雷总兵官祖泽清又在高州(广东高州)复叛，广东震动。圣祖对反复无常的祖泽清痛恨已极，命尚之信亲征，授权除掉他。《清圣祖实录》，卷72，18~19页。尚之信奉命，与副都统额赫纳等于四月十一日抵电白(今电白东)，大败叛军，城被攻克。祖泽清闻讯，乘夜逃跑。十九日，恢复高州，招降雷州。 清军在广西再次得手，进展很快。而且孙延龄已被三桂杀害，另一主要叛将马雄刚刚病死，叛军无首，人心惶恐，给清军的进攻造成了有利的条件。不料清军又连连失利，主要原因，除了双方众寡悬差，还因尚之信迟迟不出兵，莽依图观望不前，特别是在平乐临战之时，他遥驻桂江北岸，以江水湍急，不敢渡江，畏难而止，又不经报告，擅自后撤，一直撤到梧州，还以粮饷不足，直撤到德庆，致使清军动摇，所得城镇如贺县、昭平等地都得而复失。吴军得势，广西形势又出现了反复。《清圣祖实录》，卷72，11页、22页。 清军在广西由进攻暂时变防御，固守梧州，待机反攻。吴世琮率数万吴军继续追击清军，渡左江，逼近梧州地区。傅弘烈孤军奋战，先后在梧州附近的贺县(今贺县东南)、藤县(今仍名)展开激战，清军又接连失利，吴军以水陆三路进逼梧州。尚之信率军赴援，于康熙十八年正月，会同弘烈、莽依图诸军，在梧州城下，三路夹击，大败吴军。清军乘锐奋进，长驱入桂林。吴军转而围南宁。此城原为叛将马雄所据，他病死后，其子马承荫降清，仍守南宁。吴世琮围攻数月，眼看将城攻陷，幸亏莽依图等倍道来援，才免使城陷。吴世琮挥军同清援军展开大战。莽依图以额楚前锋兵冲击，他与舒恕自后挥大军继进，预伏精兵于山后，截其归路。莽依图指挥得宜，加之满汉军奋力攻战，终将吴军彻底击溃，吴世琮负重伤而逃。南宁解围，广西全省收复。《圣武记》，卷2，79页。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清军从战略上已实现了对吴三桂的外线大包围。这就是从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省的东南沿海至南部，形成了半圆形的包围圈，而西北王辅臣归降，与南部诸省又形成南北进逼的态势。至于四川叛军，已被清军切断了它与吴三桂大本营的联系，陕西汉中、兴安的叛军局限一隅，处于清军的严密监视之中，束手待毙。 在基本完成对吴军的外线包围后，清军在内线开始向湖南推进，仍取南北夹攻之势：北以岳州、长沙为攻击重点，南则从广东、江西进兵，目标取衡州。康熙十六年十一月三日，“征南将军”穆占率部进至江西永新(今仍名)，矛头直指临近江西省前湖南的茶陵(今仍名)。它是“江西门户重地”《平定三逆方略》，卷36，20页。，“江西通省、所系维在茶陵”《清圣祖实录》，卷72，3页。。夺取茶陵，便可打开通向湖南之路。三桂于十一月六日进驻衡州(湖南衡阳)。茶陵位衡州之东，两地距离甚近，有水路之便，从茶陵乘船，顺?水而下，经攸县，进入湘江，转向南行，可直入湘江之畔的衡州。因此先取茶陵，可威胁三桂的重镇衡州。十一月十四日，穆占领兵自永新进兵茶陵，守城的吴军已弃城逃跑，清军不战而得。穆占得茶陵，马上命令都统宜理布等领兵追剿，吴军已奔入茶陵北，?水岸边的攸县城(今仍名)，据河岸迎战，清军奋力冲击，夺取城门，吴军弃城而逃。此役歼灭吴军四千余人《清圣祖实录》，卷70，9页。。三桂一失茶陵、攸县，很快陷入困境，“馈饷不给，军士胥怨，民多远避。”《清圣祖实录》，卷71，3页。十二月十四日，都统觉罗画特等率清军攻克了湖南北部、邻近江西的平江(今仍名)。平江处岳州与长沙之间，清军可南可北，从中可断吴军南北联络。《清圣祖实录》，卷71，2页。 清军从茶陵、攸县打开了从湖南的东南部进兵的缺口，并迅速扩展战果，加大缺口。穆占取茶陵、攸县后，遣兵攻取了茶陵南的酃县，斩获吴军总兵、副将等十余员。《清圣祖实录》，卷71，4页。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四月前后，穆占连续攻克湖南郴州(郴县)、桂阳州(今仍名)、兴宁(资兴)、宜章等城镇，招抚吴将总兵官王育民等人，收复临武(今仍名)、蓝山(今仍名)、嘉乐(今仍名)、桂阳(前一桂阳为州，此一桂阳为县，今汝城)、桂东(今仍名)等五县，再进兵至永兴(今仍名)。《清圣祖实录》，卷73，4~5页。茶陵等十余个州县城，都在湖南东部、东南部至南部地区，已连成一片，与江西、广东、广西诸省临近，道路已经打通，清兵可以畅通无阻地由这些省境源源不断地进入湖南。清兵已占领的这十余个城镇，决意守住。统帅部不惜派驻重兵，这对即将发起向湖南的总攻击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到茶陵为军事重地，将军穆占派驻满汉兵，“有满兵每佐领四人”及总兵官赵应奎与穆占所领的湖广绿旗兵，还留下简亲王喇布兵的一半，“为数不少”，约计在万人以上。其他地方也都拨出强兵劲旅据守。《清圣祖实录》，卷73，4~5页。 清兵已在湖南东与南部开辟战场，建立了稳固的据点，正在衡州的三桂已处于清军的进逼之中。三桂的危亡正日益逼近！ 吴三桂在军事上的接连失利，导致内部军心动摇，士气低落，内部核心不和，互相倾轧。三桂的心腹大将高得捷《清圣祖实录》写作“高大杰”，《庭闻录》写作“高得杰”，也有的写作“高大节”。，跟韩大任之间的矛盾，最终招致兵败，或死或降。 高得捷十分骁勇敢战，通晓军事，所将部卒都是精兵，临战向以少击多，是三桂的一支劲旅。康熙十五年二月，他奉三桂之命，率数万之众进攻江西重镇吉安(今仍名)。此时，清军正以全力进攻江西萍乡、袁州(宜春)两处要地。三桂便乘此空隙，对吉安发动了攻击。仅数日，高得捷便将吉安攻陷。吉安对清军“关系最重”，圣祖严令夺回。《清圣祖实录》，卷59，28~30页。清重兵攻吉安，高得捷“死守”，至六月，清军“尚未克复”。《清圣祖实录》，卷61，15页。一次，得捷只率百余骑出战，竟把清军杀败！《庭闻录》，卷5，8页。 高得捷夺取战略要地吉安，切断了江西通广东的道路，迫使江西清军无法进入广东。他能战能守，不愧称一骁将！与得捷形成对照的是，三桂的女婿夏国相防守萍乡，于康熙十五年二月十六日，被和硕安亲王岳乐统帅的满汉大军攻破十二寨，歼灭万余人，他本人弃印败逃，将萍乡丢给了清军。《清圣祖实录》，卷59，31页。参见《文献丛编增刊》，“清三藩史料”6，5页。他失去萍乡这一战略要地，损兵折将，弃印而逃，本当重治其罪，三桂竟宽容，仅削去两级了事，引起内部强烈不满。 更严重的矛盾，在高得捷与韩大任之间日益尖锐。大任职位本在得捷之下，起初尚能奉命谨慎，但他也不甘心居下，得机会就想巴结三桂的权势人物。他们曾在吉安清副将色勒故宅中获取窖金数万两，大任将此事报告了胡国柱。他就给得捷写信，说：“我兵缺饷，公所得窖金，可借支佐军。公立大功，何患不富！他日将百倍偿还。”得捷得信，怏怏不乐，恨大任卖己。大概巴结有效，三桂晋升大任为“扬威将军”，其地位与得捷相等，便跟得捷分庭抗礼。得捷深感受辱，郁郁成疾，不久，病死于吉安。于是，大任独掌吉安兵权。《庭闻录》，卷5，8页。又，《平吴录》、《平滇始末》不载高得捷夺吉安并据守之事，只记韩大任守吉安。此记不确。据《清圣祖实录》、《庭闻录》所载，夺吉安者，实得捷，至得捷死后，才为韩大任所掌握。 韩大任每天以诗酒自娱，对军事不说一句话。为夺回吉安，简亲王喇布率江西总督董卫国等十万之众围困吉安。《庭闻录》载10万之众，《平吴录》载20万，系夸大之辞。大任惧清军势大，不敢出战，闭门坚守。 三桂得知吉安被围，急遣大将马宝、陶继志、王绪率九千人增援。马宝先派人混进城，通报援兵消息。大任说：“我听说马帅已降清，你来真伪不可知。”来人说：“马帅已虑及此，临行，嘱我以‘棒槌’两字示信。”大任沉默良久，才说：“马帅如真来增援，可到城下，免去胄帽，有头发在，我当出面会他。”马宝进兵，因受阻于江水，不能达于城下，而城中却寂然无一炮相应，他疑惑，不敢前进，便向后退兵。清军乘机追击，先攻王绪大营，马宝与继忠挥军救援，都被清军击败。救援无效，退还湖南。《庭闻录》，卷5，9页。
马宝等援救失败，而吴军在其他战场也日益吃紧，无法再向吉安增援。吉安属要地，倘失守，将对吴军产生严重影响。三桂非常忧虑，计无所出，一天天拖下去，而大任及其将士日日盼救兵，终不见一个人影！清军重重包围，攻不进去，就以断其粮饷相持。清军围困吉安已达二百余天，三桂不能救，城中粮饷早已断绝，将士饥饿，眼看支持不下去了，大任决计弃城逃跑。康熙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夜，大任率残部悄悄出城南门，渡白鹭洲，然后发射大炮，击鼓，清军以为劫营，各营兵惊扰，惶乱不止，至天亮，始知大任逃跑，但惧怕大任兵精，不敢追，任其逃遁。《清圣祖实录》，卷66，15页；参见《庭闻录》，卷5，《平吴录》。 韩大任逃出吉安重围，奔宁都、乐安诸处屯扎。又逃往万安、泰和等处，站不住脚，再奔往兴国宝石砦、永丰与庐陵之间，复奔阆川洞、白扬坳。《清圣祖实录》，卷70，4页、13页；卷71，4页、10页。圣祖以大任为三桂要人，屡次指示简亲王喇布等堵御，必欲将大任剿灭。因此，大任逃到哪里，清兵就追到哪里。三桂虽知吉安被夺去，大任无处安身，也无可奈何，任其逃窜。 大任手下有一幕客，原名叫孙旭，充任大任幕客后，改名叫王怀明。他为人机警，颇有谋略，跟大任很要好，深得信任。大任从吉安深夜逃出，此计就是孙旭出的。孙旭不想从叛到底，欲说降大任。在逃跑中，正赶上九月九日重阳节，孙旭与大任登高望远。便谈到天下形势和未来的前途。孙旭趁机说：“如果广东相连福建，平凉犄角汉中，天下事尚未有定。今闻王辅臣倒戈，恐后耿精忠、尚之信相继归诚(此时尚未归正)。没有广东，则湖南腹背受敌；无平凉，则汉中摇动，四川坐以待毙。安危存亡之机不可不察！”语意深长，大任为之心动，道出了自己与孙旭相同的看法。孙旭再深入地解说，大任心领神会。本来，清军一面加紧追剿，一面行文招抚，大任早已有意投降。孙旭为他剖析天下大势，他降意益坚。《平吴录》。 康熙十七年正月初二日，在江西地名老虎洞地方，大任被追剿的清军击败，死6000余人，营寨被烧毁，总兵、副将等300余员被擒杀。大任势穷，听从了孙旭的劝告，决定到福建康亲王杰书军前投降。二月间，韩大任及其部将陈尧先、李懋珠等率官员954员、兵13319人至福州，向杰书投降。圣祖命将大任驿送京师，特赦其叛逆之罪，给予良好待遇。《清圣祖实录》，卷71，14页、25页。三月，清军在万安、泰和等地歼灭大任部众4万余，招抚总兵邱大成等300余员、兵丁46000余名。《清圣祖实录》，卷72，18页。 韩大任携万余名精兵和大批战具降清，清又招抚其部众46000人，总计近6万人。骁将和统帅之一高得捷忧郁而死。这些对三桂来说，是个重大的损失。这一事件，标志着三桂集团开始分崩离析，从此急剧走向下坡路。 接着，同月又有三桂的水师将军林兴珠密派人至清营约降。《清圣祖实录》，卷72，22页。林兴珠任三桂“亲军水师右翼将军”，精通水战，掌洞庭湖水师，几次同清军水战，兴珠都充任指挥，把清水师打败。他看到三桂日益败落，大势已去，密谋降清。他先派部将杨廷言从湘潭至和硕安亲王岳乐军前，投致降书。准降后，岳乐即派副都统甘度海、阿进泰率兵前往湘潭迎接。圣祖得到奏报，当即从优封侯爵，授“建义将军”，留在岳乐军中助剿吴三桂。《清圣祖实录》，卷72，28页。林兴珠降清，对三桂是又一次严重打击。因为林熟悉湖南水道，掌握吴军水师机密，并携带了所属船只和大炮(可惜被前去迎降的甘度海等“尽行焚毁”)，使吴军赖以依靠的水师的优势失去，而给清军增添了实力。此后在长、岳决战中，吴军惨败，与林兴珠之降颇有关系。 吴三桂面临的另一个困难，这就是经济出现危机，粮饷不继。自起兵以来，云南、贵州储积逐渐用尽，又遇到了荒年，收成不好，米价腾贵，一石价高达白银六两，盐价贵至每斤三四两。军需不足，就加税田亩，额征每亩至五六钱。征催严迫，怨声四起。加税不足，又在云南丽江等地，凿山开矿，采取金银，役使苗人万人，土司多怨。《四王合传?吴三桂传》。当清军深入湖南境内，三桂拼力抗拒，“筑垒挖壕，环营列栅，近郊阡陌，悉作战场。遍野榛芜，徒堪牧马”。土地荒废，粮从何出？只有靠搜求，甚至劫掠，来获得军需。《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08页。 三桂已失民心，百姓盼王师，对这个周政权不再支持了。三桂已陷入空前危机之中。 康熙十七年，在吴军的政治与军事日益恶化的形势下，吴三桂迎来了他人生的第六十七个年头，而起兵也有五年了。他在云南起兵那年，才六十刚出头，过了多年养尊处优的生活，身体也还强健，马上功夫不减当年，射箭，飞舞大刀，亦见功底不凡。在起兵之日，他振臂一呼，天下响应；挥军北进，铁骑如云，旌旗翻飞，所向克捷，他是何等得意，踌躇满志！可是，五年过去了，他得到了什么呢？他的头发平添了过多的白发，他日夜操劳，耗去了多少心血！随着时间的流逝，初期的胜利迅即消失，局势变化之大，是他所始料不及的。不断的失败，不断的背叛、逃亡、投降，各种坏消息，几乎天天、每时每刻都送到他的面前，这同几年前捷报飞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感到惶惑不已，初期的那种自信，那种豪情，渐渐也黯淡下去……初到湖南时，他考虑过挥军渡江北上，他迟疑不决，荆州、武昌很快被清重兵驻守，不可逾越；他也曾西招张勇，如石沉大海，得不到响应，王辅臣一度起兵，迅即被击败，回归朝廷；东招耿精忠，南招尚之信，皆不得志，到头来，仍归降清朝……这些年来，他奔波于长沙、松滋、常德、湘潭、衡州之间，他所指授的方略，毫无起色的迹象。相反，处处被动挨打，只有招架之功，已无还手之力！他开始徘徊不定，百般计虑，仍无法摆脱目前的困境。他已感度日维艰，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他的确是衰老了，心计已用尽，血也似乎熬干，精疲力竭，一筹莫展。他眼巴巴地看着已得的疆土正在迅速缩小，却无力恢复；财用耗竭，川、湖赋税不足供兵饷，储积用尽，筹措无方，他整天愁容满面，不时地发出哀伤的叹息…… 三桂的心腹、党羽，眼见他悲悲切切，情志不舒，都想安慰他安心以待，明知实际情况很糟，不得不曲意奉承。于是，便相率劝进即皇帝位。这样，既可取悦于三桂，又可安抚军民之心，鼓舞士气。开始，三桂还没有心思考虑这个问题，但经不住左右将吏的反复劝进，念及自己已是暮年之人，何不趁此称帝，也不枉五年的征战！其实，他心里很清楚，已到山穷水尽地步，再行称帝即位，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不过是使自己图个快乐罢了。 三桂接受了诸将官的劝进，决定即位当皇帝。先占卜吉日，选定康熙十七年三月一日在衡州继位。他的部属匆匆在市郊南狱之麓先筑一坛，置办御用仪仗、卤簿一应必用之物，来不及建造宫殿朝房，仅构庐舍万间为朝房，宫殿瓦来不及改成黄色，就用漆涂抹。 三月一日这天，三桂头戴翼善冠，身穿大红衣，骑着马，出宫至郊外，登坛，行衮冕礼。正行礼间，忽然天阴，下起大雨来，仪仗、卤薄被雨水打湿，泥污不堪。这场大雨使群臣大为扫兴，礼仪也草草而罢。 三桂即皇帝位，宣布国号大周，从三月改元“昭武”，以衡州为都城，改名为“定天府”。他当了皇帝，置百官，属下也改易官称，逐一册封。首先封他的妻子张氏为“皇后”，封应熊庶子吴世?为“太孙”。加郭壮图为“大学士”，仍守云南，设云南五军府、兵马司，改留守为六曹六部。大封诸将，“首国公，次郡公，亚以侯、伯。”晋升胡国柱、吴应期、吴国贵、吴世琮、马宝等为大将军。封王屏藩为东宁侯，赐上方剑。其余皆按等次晋爵。关于三桂称帝大封诸将和设置官吏的情况，史籍记载零散且不系统，迄今我们知之不多。造新历，制新钱币，曰“昭武通宝”。还在云南、贵州、湖南、四川举行乡试，选拔举人，极力给人造成政权稳定的假象。 我们从以往的历史现象中看到，举凡创业之君者，无不在取得相当大的领土，具有强大势力的时候，登帝位，立国号，以号令天下。换言之，即帝位必与其实力相称，极少在势竭力衰之时称帝的，即使勉强称帝，亦不过玩玩政治游戏，是没有成功的先例的。三桂称帝可说是个例外，他在兵力极盛时还不敢即皇帝位，只称“周王”，谁料到了势衰之际忽然想起当皇帝！三桂此番举动，令人不解。正如时人及后人所论定：三桂到了穷困之时称帝，借以“自娱”，聊作自我安慰。他非但没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同情，还招致天下人耻笑！ 人们的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不过，在三桂和他的臣属看来，还有自己的及政治上的考虑，这就是以即帝位为号召、安定人心。实际情况是，他的羽翼如耿精忠、孙延龄、王辅臣等非死即降，失去那么多人的支持，有谁承认他的帝位呢！他在起兵时，去明号，自立周王，建元立国，已使亡明士大夫及知识分子阶层大失所望，再进而称帝，更为他们所不齿，就是一般老百姓对此也失去热情，因为现实状况使他们看不到希望，从新政权中也没有获得什么利益。随着吴三桂的日益失败，陷入困境，他们的生治遭到了比以前更大的损害。所以，三桂无法再号召汉族各个阶层的广泛支持，他们对这个政权简直报以怨恨。从而使三桂陷入政治上的空前孤立。当时，针对三桂的年号“昭武”，传出一首民谣：“横也是二年，竖也是二年。”以“昭”字横竖都是二笔而编的。还有的人，对“昭武”两字作这样的解释：析“昭”字为“斜日”(即“日”)、“刀口”(即“召”)。日已过午，不可久照；而“斜日”又在“刀口”之侧，主凶兆，谓三桂不久必死！“武”字析为“止戈”，即制止干戈亦即停止战争之意。由此又断定，“贼亡无日矣”！以上见《庭闻录》，卷5，《平吴录》、《平滇始末》、《圣武记》，卷2，《甲申传信录》，卷8，《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47页。可以肯定，不识字或文化甚浅的百姓是编不出这些话来的，必出自亡明士大夫及儒生之手。可是它们一经传出，就为百姓接受。人心之向背，已看出端倪。 三桂称帝后，丝毫也没有给他带来新希望，他本人及其所建政权的处境，同样没有得到改善。随着军事上的接连惨败，他的境遇每况愈下，一天天变得险恶起来。他的精神更加颓废，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他的生命已近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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